大马华人周刊 · 本周人物

林晃升 一生为华教贡献 (1925-2002)

·2013年7月27日


林晃升从1973年至1990年领导董总17年,对华教建树良多,被尊称为继林连玉以后最重要的华教领导人物之一。他被称为“林老总”。


林晃升一生为华社、华教努力付出、贡献,维护华教的毅力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和效仿的。他以“维持华教,发展母语教育;伸张人权,争取地位平等”的精神,面对各种挑战与阻挠。林晃升向最高元首申办“独立大学”,独大运动遭拒绝后,先后两次于1980年和1982入禀起诉政府,争取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此外,由他领导的董教总与全国华社配合霹雳州董联会联合发起“独中复兴运动”筹募独中发展基金运动;顺利举办第一届独中统一考试;1977年出版第一本独中统一课本。


董教总的立场是“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林晃升对于1982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失望后,在1990年提出了“两线制”。从“三结合”到“两线制”是林晃升个人的一个大转变。1987年,林晃升因华小高职事件,政府企图使华小变质,后领导天后宫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而在茅草行动中他与沈慕羽等人被警方援引内安法令拘留。

林晃升在1925年4月25日出生于森美兰州芙蓉的知知港。他曾以“野火”为笔名,在《狮声》等刊物发表诗作。他的诗编《夜曲》与《桥下的一群》收入方修编《马华文学作品选·诗歌(战前)》。早年家境贫穷,他在蕉赖南强小学接受教育,後转入尊孔中学念书至1941年底。当日军侵马时,他放弃了学业。战争结束後,林晃升南下新加坡谋生。他在《南侨日报》(这家报章是陈嘉庚和胡愈之创办的)担任电讯翻译员,后来返回吉隆坡协助父亲发展矿业。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耐劳的自修中、英文。他早年酷爱文学,常在报章副刊发表作品。


1970年初,林晃升加入华教工作,并在1973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马来西亚华校董总第10届到第17届的主席,领导董总17年。此外,他亦担任雪隆华校董联会主席、独大有限公司主席及尊孔独中董事长等职。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林连玉独领风骚的年代,那么70年代是林晃升领航的年代。这一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是60年代政府开始改制华教,也以吊销公民权叫林连玉“失声”,以致老师要领导华教运动与政府抗争显得有所顾忌和力不从心;其二华教即便改制,也需要注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独中更需要华社的资援。换句话说,领导华教的工作便由老师转变商人来领导;其三,商人有经济能力和较大的自由捍卫华教,影响力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形下,董总就成为领航者,教总则与之相互呼应。一个联成一气的董教总机构的机制的重责就落在董总的身上。林晃升是在1973年接过董总主席的棒子,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新标志。


制度化运动及经营团队


林晃升对社运的主要贡献有两项:运动制度化与团队经营力。林晃升推动独中统考、编辑独中课程教材、建设董总秘书处。这几项重大举措,令母语教育的发展有了相对制度化的条件,可以形成既独立又能向外衔接的教育体系,更重要是,令华教工作专业化。


林晃升在这方面,具备爱才、识才、信任人才的团队经营能力。自七十年代起,林氏领导的华教运动聚合了三批精英人士,一是左翼背景的运动干部、二是法学背景的民权律师团、三是专业背景的学术人员,分别落在组织、法政与课程考试上。他的整合与协调能力,还表现在团结各地方人士与十五华团方面。


独中设置“统一考试”


在林晃升担任董总主席的年代,董教总为全马60所独中设置“统一考试”(简称统考)。争取主办统考的过程是通过不断斗争而取得的成果。1975年以董总为首的工委会议决于是年的12月11日至17日一连共五天举办第一届全国华教华文独中高初中统一考试,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举行。


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哈迪即刻召见林晃升等人,认为董总这样做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是不恰当的,要求董总取消这样的考试。但给两个月的时间回复。董总召见全国各州华教代表共142人集思广益,咸认没有抵触法律,大会通过如期举办,在这方面林连玉赞林晃升立场坚定。当时林晃升等人是冒着有可能被政府逮捕的风险。后来政府查知在我国,除了政府的统一考试外,也有其他考试,如英国商科文凭LCCI并没有经过考试局的核准。政府在没有更好的依据下,只把统考视为独中内部的考试。就这样统考一直主办到今天,但政府方面迄今也没有公开承认统考的文凭。


反而欧美、澳、纽、加、新加坡、日本、中国和台湾的许多知名大学承认高中统考文凭作为入学资格,使统考文凭国际知名,也使独中毕业生广拓升学道路。


向元首申办“独立大学”


在统考风波解决后,林晃升于1978向最高元首申办“独立大学”。此案闹成更大的风波而成为政治案件。1967年10月,当时的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开始,只有考取剑桥9号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会获得外国使馆发出签证,到外国大专深造。此举是为了断绝华文独中学生到外国升学之路(在华社反对之下,政府取消这项决定)。


当年12月,高师职总在马六甲召开执委会议,主席陆庭谕主张“我们必须创办一间华文大学”。引起华社热烈响应,并把拟议中的大学命名为“独立大学”。林晃升身为董教主席,便负起领导创办独大的工作。


1968年董总接过任务,召集了199个团体,共700位代表共商大计,大会通过创办“独立大学”,并选出以叶鸿恩(董总)及沈慕羽(教总)为首的工委会。1969年有鉴于大选来临,“独立大学有限公司”获准注册。之后因“5.13”事件,“独大”处于冬眠状态,被搁置一旁。直到1974年才召开“独大有限公司”第一届会员大会,改由林晃升担任主席。同年他提出先办“独立学院”的建议,但不被接受。


1977年,林晃升主持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决定向最高元首申办“独大”,一项在华社开展的签名请愿书便轰轰烈烈地进行,共有4238个团体签盖。


1978年1月30日,独大理事会以双挂号方式,将独大请愿书盖录提呈最高元首,副本致首相胡先翁、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及全体国会议员。


同年9月17日,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宣布,政府拒绝独立大学的创办,理由是(一)只收华校中学生;(二)华文为教学媒介语;(三)由私人机构建议。这项宣布是预料中事,不过激发董总准备举行全马华团代表大会,惟政府禁止这个大会的举行。于是“独大”决定诉诸法律行动。


1981年9月28日,独大官司案开审。11月7日,高庭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1982年2月15日,独大有限公司上诉案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多数票判决,驳回独大上诉。理由是“独大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机构,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有违国家宪法实质精神(当时政府尚未开放私人可以申办大学,大学一概由政府承办,到了90年代,才开放予私人机构申请办大学及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就是在此开放下成立起来,而新纪元学院之设立,也圆了林晃升一半的梦。)

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

1987年教育部不断调派不谙华语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5项行政高职。董总有感于事态严重,又推动一场捍卫华教的运动。这一年的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的全国华团抗议大会布条悬挂“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反对委派不具华文资格教师任华小高职”,横题是林连玉名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出席的具代表性人物也包括李金狮(马华)、王添庆(民政党)、林吉祥(行动党)、沈慕羽及陆庭谕等人。


大会通过五项提案,包括强烈谴和反对教育部企图通过行政权力使华小变质;也违反了基本人权;教育部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彻底解决教师调派问题,否则将于10月15,16及17日不让孩子上学。巫青团不甘示弱,也在1987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号召万人集会挺政府,以和华团大会对峙,警方估计7000人参加,马新社估计约5000人与会。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10月14日有所行动,最后同意四个职位﹕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下午班主任必须懂得华文,而课外活动主任至少要懂得华语。这就变成“四一方案”。换言之,抗议行动取得成功。

茅草行动大逮捕


不过,政府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茅草行动”进行大逮捕,截至11月15日止,总共扣捕105人,其中包括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等人,也有执政党和反对党成员。同时有三家报馆暂时被吊销准证,即英文星报(The Star)、华文《星洲日报》及国文《祖国日报》(Watan)。大逮捕之后,抗议之声被压了下来,华社也进入了“万马齐瘖”的状况。1988年6月2日,林晃升和沈慕羽等人获得释放。


1990年8月18日,林晃升毅然辞去董总、独大有限公司及相关职务,与26位华教人士加入反对党行动党,包括饶仁毅、杨培根、吴维湘、李万千和柯嘉逊等,企图在政治上促成能与执政的国民阵线抗衡的反对阵线,即“两线制”。不过,这项努力也不成功,他们后来也都退出行动党。

荣获“林连玉精神奖”


林晃升虽在1987年茅草行动大逮捕中被捕,释放后,他依然坚定立场,呼号全体华社支持、参与华教运动,没有退缩,尽显一代领导风范。他在2002年逝世。


1999年,在林连玉基金推荐下,林晃升获得第12届林连玉精神奖。得奖理由如下:七八十年代带领董总,与教总并肩作战。董教总与全体华社心手相连,荣辱与共。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在惊涛骇浪中为华教缔结新格局,林晃升居功至伟。这相当贴切的描述和总结了“林老总”对华教的贡献。

“三结合”打进国阵,纠正国阵

当1981年独大官司案败诉后,林晃升领导的董教总萌生了“三结合”的概念,目的是要将执政党、反对党及民间团体结合而成为“捍卫华教”的中流砥砫,因此在1982年经过讨论后,同意个别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政党。于是“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运应而生。响应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有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除了郭洙镇是董总法律顾问有较明显的董总形象外,其他人的董总形象是不明显乃至模糊的。不过,林晃升的“三结合”不为行动党所接受,指说这是打压行动党的手段,以致林吉祥与林晃升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歧。


经过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华教人士参政有得有失,也没有太大改变华教面对的问题和命运,林晃升也认为取得的成效不大。他说:“毕竟国阵是由巫统一党坐大,在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是比较不成熟的”。在对“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失望后,林晃升在1990年提出了“两线制”。从“三结合”到“两线制”是林晃升个人的一个大转变。

“两线制”壮大反对党力量

林晃升的“两线制”的思想的孕育是因为他看到由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有巨大的力量,领导人是马来精英,再加上其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又左右逢源与回教党和行动党达成合作,以致他相信“两线制”的时代已经降临,即反对党阵线足以和执政党阵线抗衡,甚至有机会取而代之。


林晃升也就以身作则加入行动党,并被委为党的顾问。结果林晃升的“两线制”只在某程度上发生效力,那就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取得辉煌战绩,差点就执政槟州,可是46精神党却不成气候。当马来社会不接受两线制时,所谓“两线制”便无法实现。


在这方面,沈慕羽有一段评语是这样说的﹕“他到行动党后,行动党也要利用他的地位,推举他为顾问。过后林晃升可能看到行动党内部组织并不是很健全,他就没有声息地退下来。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成功。”后来,这些华教人士一个个离开行动党。


总括而言,“三结合”令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得利,行动党则因与董教总对抗而失利。鼓吹“两线制”则使行动党得利。


无论如何,不论是“三结合”或是“两线制”,都令华教人士失望。因此,过后董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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