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好文选译

僵尸经济学

·2015年1月17日


这个课题出来的时候,原本想写,可是抽不出时间。即使迟了,还是聊胜于无。


拿督再益依不拉欣在他的专栏文章《为未来艰苦做好准备》(英文《星报》,2014年12月19日)里提到:“我们必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认为我国各级领袖应该从其他国家因经济危机从富变穷的经验吸收教训。


他认为:


“我们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而我相信我们的领袖必需决定在2015年,是否需要减少开销,以让我们能够再次量力生活…。”


“因此,公务员及官僚轴心里的技术官僚务必做不受欢迎的决定,例如提早削减预算,让我们可以省下足够的钱支付必需品…”


“…不只是布城的政府需要调整。那些在私人领域的也需这么做。原因在于目前的趋势是企业在海外大量投资…。”


他写道:


“对那些中介而言,佣金诱人,而对外投资的回酬或比我国来得好,然而,企业或者应该记住,在外国的风险与我国的风险相比,也是大有不同的…。”


“…在这艰苦的时刻,在马来西亚投资比较有社会意义。那些有办法的应该积极的采取步骤,协助我国渡过难关。事实上,何不完全停止投资海外,至少等到风暴过后?”


“更多投资应放到还可能赚钱的小城镇、企业及工业—更重要的,从发展影响来看,资金刺激可以更持久…。”


“…有社会经济责任的企业,应该探讨协助教育人们,而不是只对投资伦敦等地有兴趣。肯定的,投资我们的未来,不是个显而易见的优先吗?”


“僵尸经济学”继续存在


我认同他提出的一些论点(查阅全文,尤其是没有摘录的部分),但上述的部分充满了错误的想法,即John Quiggan所说的“僵尸经济”—多年前就应该死亡埋葬,但无论如何却似有生命的继续存在。


第一个想法:我们必需量力生活,因此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政府应该削减开销。


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发展超过80年,你或者以为这想法在几十年前就理应自然死亡。但令人惊讶的,它还是普遍存在。我原本对此要写一个贴文。


真正问题是愚蠢的政治


就在今天,某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写同样的课题,畅所欲言(节选):


(一)佐瑟史汀格利兹的《经济愚蠢的政治》


…2014年近乎全球经济停滞,是人为的。这是几个主要经济体的政治与政策—遏阻需求的政治与政策的后果。没有需求,投资与就业无法成为事实。就是那么简单。


这,没有比欧元区更明显的了。该区正式的采纳紧缩政策—削减政府开销,加剧私人消费的弱点…。


在过去六年,西方国家相信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此危机导致了严重的财政预算赤字及上升的债务,而根据此思路,去杠杆化(deleveraging)意味着财政政策必需搁置一旁。


问题是,如果企业的产品没有需求,低利率不会刺激企业去投资。如果他们对前途感到焦虑(他们应该有此感觉),低利率也不会推动个人去借贷去消费…。


…这让我们回到政治与政策。需求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即使获得货币当局的大方支持,私人界无法提供。但是财政政策能够。在公共投资,我们有大量的选择。公共投资有高利润的回酬—远比资本实际成本更高,而这将巩固那些投钱公共投资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


世界在2015年面对的问题不是经济。我们知道要如何避开目前的小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愚蠢的政治。


真的愚蠢。


拿督再益提到“欧猪四国”(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但全然没看到财务紧缩使到这些经济体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讽刺的是,当时主张预算削减是具体明显的。看来,正确的教训没学到。


第二,因为马来西亚的国际收支的经常账项在过去16年还是有盈余的(整体的国际收支似乎也是经常有盈余的),整体而言我国事实上是“量力生活”。那我们务必要问的是,因为政府开销出现赤字而家庭储蓄率低,事实上是谁得益?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资本/劳工收入比例与不平等并了解到财政预算赤字不是问题,但必然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第二个想法:风险与回酬,国内偏见


对上述要有两点补充。


有关企业,尤其是国内投资机构应该在国内投资的想法,是个非常古老的想法。从经济与财政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早在1776年,阿当史密斯在他的《原富》反对国内偏见。当前国际经济及金融最大的一个谜不是资本为何到海外,而是为何那么少的资金流到海外。


如果风险与回酬之间的交换更佳,在国内投资是可理解的。即便如此,基本投资组合理论道:要降低风险,投资应该多元化,最好投资在价格不相关或者相关不大的资产或者市场。完全在国内投资意味着你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提高风险,而不是降低风险。这是基本的投资理论。


我还要指出的是,尽管马来西亚在伦敦等地的产业投资获得广泛的报道,这只代表海外投资的小部分。更大及更具流动性的投资是在世界各地的证券市场。听过谷歌、苹果、阿里巴巴吗?机率是,所有在职的马来西亚人都间接的有份。


最后,拿督再益提到的机构(LUTH,军人基金以及公积金)有非常明确而不是广泛的的社会目标。强迫它们在不受委托的领域投资,是愚蠢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他们对会员的主要使命,选择一般但未必能为投下的基金带来回报的使命。因为(在上述使用的例子)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回酬,多数是私人而不是公共的。高等教育基金的经验,应该让我们停止这样的政策。


拿督再益再次举出国际例子,但却无法做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导致巴西与阿根廷问题的一些课题,是因为把退休基金放到政府指令的国内投资。你已经被预先警告。


(译自部落格 Economics Malaysia于2015年1月2日发表的《Zombie Economics》,文章内容略有删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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