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网络世界·关山渡

黑帮纠纷网络误传种族骚乱 114A条文是否显现价值?

 

·2013年1月5日

 

 

2012年12月中旬,吉打州双溪大年爆发小型街头暴力,不同堂号私会党党徒,只因为互瞪芝麻小事,引发殴斗、毁车伤人系列风波。这类寻常的威胁治安案件,通过网络媒介例如手机短讯,社交群体如推特或面子书,却彻底改观,成为“种族骚乱”的代名词,证明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无远弗届。


吉打州警方,第一时间通过实际行动,扣查36名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涉案者。他们也通过面子书,以及亲自会见地方领袖,成为传达正确消息的讯息桥梁。数据和事实都清楚说实话,成功抵御不断涌现的网络虚假论调,即发生严重的“族群冲突”,或甚至“三人死亡”的捏造传闻,都变成一戮即破的谎言。

 

火併事件发生前后,基本上中文网络圈子,保持一贯的冷静和客观态度,并没有直接涉及散播网络谣言。许多中文社交媒介,引述其他群体“第二手”小道消息,只产生微小程度的恐慌。相反的,其他语文的网络媒介,却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以讹传讹和人云亦云,难免引起地方上人心惶惶。


全国总警长丹斯里依斯迈奥玛抨击,有心人士滥用社交媒体如推特或面子书,故意挑动种族仇视情绪。他说,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发生类似2011年,英国伦敦爆发的大规模街头骚乱。


英国街头骚乱引以为鉴

 

根据新闻资料,2011年8月4日,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拥枪的29岁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Mark Duggan),在枪战中被警务人员枪杀。民众随即上街游行,抗议以暴易暴的执法行径。8月6日起,街头暴力风潮,迅速从伦敦扩散至其他大城市,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及布里斯托等,无一幸免。

 

当时,黑莓手机通讯系统普及化,把骚乱者有效的“组织”起来。他们以分享短讯和发布推特消息,成功让更多本来毫无联系者,一块串联勾结,同时动员打砸纵火。英国警方一开始,忽略网络讯息高度流通后,为街头集体活动带来的巨大威力。结果暴动全面恶化失控,官方对此一筹莫展。付出的巨大代价,除了财物损失,对隔年主办2012年奥运会,不仅打击公信力,也制造政府无能的负面形象。
 

和英国骚乱事件有别,我国北部这次的无中生有“种族骚乱”,完全没化为现实。然而,网络虚拟世界却出现“耳口相传、奔走相告”的比拟场面。幸亏这起地方性课题,警方以专业准则迅速反应,成功破解网络恶果。可是,根据墨菲定律(Murphy's Law),无论是科技多么发达,设想如何周到,意想不到的事故总会发生,因此需要未雨绸缪,设下多重保险措施防范未然。
 

“曾参杀人”这个成语典故,贴切地反映,谣言无法止于智者的现象,缺乏事实根据的流言蜚语是可怕的。我国属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族群之间的矛盾毕竟存在。如何制止有心人,将普通课题敏感化,或是将敏感课题尖锐化?由于网络的流通,只要有几个网络使用者带头,发表情绪性煽动言论,发挥羊群效应下,不难破坏和谐安宁环境。

 

马华吉打州联委会主席张日洲提议,“政府早日拟定一项取代内安法令的条例,以对付及制止敏感课题的蔓延”。这点看法,无疑是矫枉过正,时间上也不允许。无论如何,若详加研究,网络上散布谣言,与可见的刑事规格大不相同。这岂不让人有机会重新考虑,到底《1950年证据法令》的114A修正条文,的确有存在的价值吗?
 

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网络,114A条文把遏制网络虚言的责任,扩大到提供网络发言平台的器材拥有者。比起刑事程序法典117条文,赋权警方扣留嫌犯权力,方便调查工作进行,到时不是释放便得申请延长扣留令,114A条文带来的意义更为重大。

国会于2012年5月9日,三读通过相关修正案后,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率先表示不悦。反对者号召网上签名运动,并在8月14日展开网路黑屏日活动,抗议“网络言论自由受打压”。根据一般说法,“114A条文,针对涉嫌在互联网上发布非法和有害内容的行为。简言之,此修正法案让司法执行人员,能够迅速地逮捕涉嫌在互联网发布煽动性、诽谤性或污蔑性内容的人士。”
 

反对者的最大理由是,114A条文具有“事实推定”逻辑,把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的责任,扩大到以下人士:

 

(一)拥有、管理、或编辑对公众开放言论空间的网页平台,如各类论坛或部落格的人;
(二)提供网络伺服器或上网服务的相关人士;
(三)用以发布相关内容的电脑配备的持有人。

其实,首相署部长纳兹里阿兹,代表政府对异议提出解释,可惜在巨大的反对浪潮中(来自网络为主),被淹没成细微声音而受忽略了。9月24日,纳兹里致给国会议员的书面回答中,表明114A条文不仅无违反公平原则,也不存在威胁网民的意味。反之,此条文促使各造,继续享有言论自由及维护个人财产的权利,符合道德理念及培养问责精神。


重要的一点,部长厘清有罪假设(presumption of guilt),以及事实推定(presumption of fact)的模糊地带。他说,批判者多是存在误解,检控单位不会滥用相关条文,因为需要依据特定事实,才能把触犯者绳之以法。换句话说,法官下判前,须得考虑无辜者的具体情况,不可唐突放过真正的犯罪被告。
 

与此同时,部长声明,国内援引事实推定的法律条文,并非新鲜事,例如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7(d),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50,刑事法典第409B,还有最近执行的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第19条文等,都有同样的法律含义。这类假设罪名的存在,让法律执行更为完善,堵塞任何存在的漏洞瑕疵,同时也起威吓阻遏作用。
 

更正确的说法,网络虚假有议程的言论,带来破坏力极大且难以收拾。虽然假消息的原创者罪不可恕,但那些容忍网络使用者,随心所欲转发消息,又对其准确性一知半解者,背负的法律责任也同等重大。通过这种方法,监控网络“话语权”管道,有效性虽然存在进一步权衡或斟酌的必要,在别无更好选择下,唯有定时给予公正评估。
 

当然,司法单位需要以行动证明,不会有滥用现象,连累无辜者受害,或是成为对付政敌的绝佳武器。网络舆论是个特殊的个案,即使少数人保持理智,或是凭着阅历丰富,不难判断和过滤网络真假充斥新闻。但是,网络言论决堤之患,确实是需要提高网络使用者的自律和认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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