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热门议题 · 陈闵竺

法律与秩序同受挑战
执法司法单位置身度外?

·2015年44

自2008年3月8日全国大选所谓的“政治大海啸”以来,多名国会反对党的领袖或议员在煽动法令及和平集会法下被控,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注意。对国外媒体而言,反对党领袖在煽动法令之下被控,是为了让反对党领袖噤声;国内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也特别突出这一点)也大致上有这样的观点。


从事实发展来判断,即使警方援用煽动法令及和平集会法对付这些人,但反对党的领袖并没有因此自我“消音”,相反的,还继续加强力度挑战执法及司法单位。因此,指执法及司法单位压制反对政府的声音,是不符合事实的。此外,在许多案例里,被控或被扣留者,都在调查或者法庭审讯后,无罪释放。此外,我们也看到非反对党的领袖,也同样受到警方的传召,因此被控罪成的也非绝无仅有。


客观来看,对反对党的领袖以及反中央政府当权的人而言,挑战法律是个绝好的宣传机会。在我们现在政治氛围内,反对党领袖受到对付,就是政府的压迫。在近来几年,反对党的领袖或者是反体制的民间组织领袖,就是利用这反政府的氛围,挑战执法单位及司法单位的局限。


维持法律与秩序面对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法庭与警方,面对了巨大的困境:根据法律采取行动对付某些政治人物,会被指“国阵的走狗”,不采取行动,则可被视为没有执行任务。因此,在反对党的领袖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捕被控,总警长及总检察长被诬骂,也有不少人拍手叫好。认为执法及司法单位实际上依法行事的声音,往往在骂声中被淹没。


长久下去,越来越多人对司法及执法不再尊重,法官与警察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工作,也受到讪笑。读者或者会怀疑这样的推论,但是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不尊重法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首先以交通灯为例子。绿灯走,橙灯慢行,红灯停,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可是,我们看到不少驾驶人士爱闯红灯。在交通灯前等几分钟,仿佛是要等几个小时。这些人并不是每个人因闯红灯而被逮个正着或导致车祸。闯红灯的人会因此心存侥幸,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会总有一天被警方抓或者因导致车祸让自己或他人受伤害。


如果你闯红灯而中罚单,你会有什么反应?有的人会后悔。有的人会不认错,并以其他人违法,为何他受到对付,他人没有受到对付为自己解套。这与某些政客动辄指执法单位“双重标准”的思维同出一辙。问题是,犯法就是犯法(如果情况特殊,还有商量的余地),没有被发现或受到惩罚,并不表示你没犯法。


另外一种情况:当你或者你的亲朋好友成为闯红灯的受害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有些坦然接受,有的会指控警方执法不严。指控警方执法不严的,却往往不支持更有效的自动执法(AES),认为政府把执法交通的任务交给私人公司管理,让这些公司赚钱,有“朋党”之嫌疑。也许,私人公司认定我国人民爱闯红灯爱超速的习惯改不了,因此才敢接受政府的“委托”处理交通罚款。换个角度来想,如果越来越多驾驶人士遵守交通规则,这私人公司会关门大吉!


不应该害怕被抓才遵守交通规则


所以,我们应当了解遵守交通规则,主要不是因为害怕被警方或者陆路交通局的人抓,而是让大家都方便让大家都感到安全。民众如果普遍上没有这个基本的认识,就反映出我国人民的公民意识不强,民主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交通规则,我们把讨论延伸到立法议员知法犯法,但却不愿与承担法律后果的情况。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联邦直辖区班底谷国会议员奴鲁依莎3月10日在国会发表言论而被调去问话。


奴鲁不满父亲安华依布拉欣被控鸡奸罪成,3月10日在国会发表言论,指控联邦法院法官判安华有罪,是“谋杀自由与司法机构廉正的共犯”,并把自己出卖给撒旦。过后,警方调她协助调查。她在牢里蹲了一天,过后获保释。


在她发表上述言论前,国会副议长先警告过她。她表示明白,副议长因此就允许她发言。过后,吉打州居林万拉巴鲁前国会议员朱基菲律师就此事向警方报案,指奴鲁依莎煽动。


奴鲁的律师苏德仁(也是公正党党籍的国会议员)声称警方的调查是非法、违宪及干预国会特权的。他说,联邦宪法第63(2)条文阐明国会议员在下议院发表言论,是免于受到法律约束的。


他表示,虽然在1969年513事件后,宪法被修订增加了63(4)条文以对63(2)条文做出补充,但63(4)条文是有局限的,只有在国会质疑公民权、统治者地位、国语以及马来人特权,才会被提控。


他认为,只有在国会议员提到了上述敏感课题,才会被提控,如果谈其他课题,是不能被提控的。


律师讲的话未必可信


我们一般会认为,他是律师,“引经据典”讲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可是,苏德仁不讲的是,63(4)并不保护那些发表抵触1948年煽动法令的言论的人。在煽动法令下第3(1)节里,导致对公正的行政(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憎恨或藐视或者不满的言论,是抵触法令的。奴鲁依莎指联邦法院五司为“撒旦”(魔鬼),可在煽动法令3(1)(c)条文下被控。在我国大多数宗教信仰里,撒旦是最邪恶的。


我们看到不少人,包括一些法律教授及法律专家,认为有关单位滥用煽动法令来对付政敌。这些人刻意忘记的是,法律是由国会制定。如果我们的代议士真的认为煽动法令会被滥用,就应该在废除诸如煽动法令的“恶法”打“持久战”,直到这些法令被废除为止,而不是刻意挑战法律,但却不愿意负起触犯法律的后果。


或者这些议员应该做的,就是不分党派支持执政党主动废除“过时”法令的努力。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反对党的代议士更加热衷于搞党派政治。例如,首相纳吉采取主动,把废除煽动法令的议案提到国会,可是反对党的代议士,显然的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反而继续为反对而反对,认为纳吉的改革是没有诚意的。


过后,纳吉在面对内外的压力下,在去年的巫统大会上,宣布不废除煽动法令。从这个角度来看,煽动法令继续存在,人民代议士难咎其责。更何况,不管你如何标签像煽动法令这样的法令,这些法令还是存在的,执法单位及司法单位,还是可以援引有关法令调查甚至检控有关人士。


挑战政府动用法律对付


换句话说,政治人物挑战有关法令,会不会促成有关法令因此受到检讨甚至废除?如果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真的能让这些法令走进历史,那我们可以说他们成功了。可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挑战法令,却动不了法令的一根汗毛。显然的,他们挑衅法律,主要的不是让民众了解有关法令有多么的坏,而是要让人民看到的政府动用法律来对付他们。


就国会是不是让议员可以在涉及公民权、统治者地位、国语及马来人特权意外的课题“畅所欲言”而不受到法律约束,有宗著名的案例可让我们参考。


1982年法庭判决国会议员麦哥丁在国会发表了质疑国人学习马来文以外的其他语言的言论,煽动罪名成立。质疑他人学习国语(马来文)以外的语言,是苏德仁所指的公民权、统治者地位、国语及马来人特权范围之外。


对这起案件,许多华人误解迈哥丁是因为主张关闭华淡小而触犯煽动法令。例如,2013年5月,马拉工艺大学名誉副校长丹斯里阿都拉曼阿沙发表废除华淡小的言论,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认为,阿都拉曼呼吁废除华淡小,以单一源流学校取代是具煽动的。国阵议员麦哥丁甚至因在1978年在国会发表同样的言论,在1982年被判煽动罪名成立。


他说,在联邦宪法152(1)(a)及(b)条文下,非官方语文学校以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受到保护的。根据联邦宪法第152条文,人民可以学习其他语文。


事实上,麦哥丁被判煽动罪名成立,在于他质疑联邦宪法第152条(国语的地位及学习其他语言)。法官指出,在煽动法令第3(2)(C)下,联邦宪法第152、153(马来人特权)及181条文(统治者地位)的存在,是不准被质疑的。


麦哥丁1978年10月11日在国会发言时提到:“我百分之百认为,我们应该关闭上述类型的学校(华文及淡米尔文小学)及完全制止路牌上使用上述语言。如果上述做法违反了第152条文,那么为了国家与人民,那么我们应该修改这宪法。”


法官在其判词里,指出宪法152条文(a)阐明“学习或教授其他任何语言” (teaching or learning any other language)。这与“以其他任何语言学习和教授”(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ny other language) 是有差别的。


宪法保障学习国语以外其他语言


法官认同,在(a)条款下,虽然国文是马来文,在官方用途以外其他任何语言的使用,是受到保障的。在学校,不管是华文、淡米尔文、阿拉伯文或者英文学校教授或者学习其他语言,也是如此。不过,(a)条款完全没有把此保障延伸到保护那些使用华文、淡米尔文、阿拉伯文或者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的运作。


法官认为,这个有限制的诠释是符合(b)条款,即联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保留及维持联邦内的任何其他社群使用与学习语言权利的保障。也就是说,其他任何社群语言使用的保留与维持,是受到保障的。


法官指出,没有人可以被禁止或阻止在学校学习华文、淡米尔文以及其他非国文的语言这语文科目,但是这样的保护并不包含那些以其他任何语言教导的学校的教授或学习。


基于上述理由,法官认为被告(麦哥丁)建议关闭淡米尔文或者华文学校,并不构成煽动。而至于上述关闭淡米尔文或华文学校是适当或可行的,不由得法庭决定。允许华淡小继续存在,并不是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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