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政客不愿为言行负责任 事出必有因

·2016年4月30日


市场上流传一个笑话:英文《星报》由马华公会控制,国大党(印度人)管理,替行动党工作。意思明显不过:作为读者最多的英文日报,《星报》名义上虽然是马华控制,但实际上是替国会反对党,特别是为行动党的政治议程服务。


备受争议的著名部落客拉惹佩特拉在3月24日上载的贴文《星报与华人议程》里提到,他曾以上述问题问一个与马华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华裔大亨,得到的答案对他而言是有趣的。这个大亨告诉他,《星报》关注的是华裔议程,而不是国阵-马华或者希联-民主行动党的议程。


讲到反政府联想到华裔


拉惹佩特拉认为,在某方面,《星报》扮演的角色,与《马来西亚前锋报》与《新海峡时报》为巫统,特别是马来议程服务的角色相反。因此,《星报》这么做,在道德上没有错。不过,问题在于:如此,一提到亲政府我们就会联想到马来人,讲到反政府就会联想到华裔。


他认为,《星报》为华裔议程服务没有错,但是我们得意识到它的角色(像《马来西亚前锋报》是为巫统-马来人议程服务),这样一来,我们就可知道他们的报道所为何事。他举例说,《星报》像其他传媒诸如《当今大马》一样,在报道鲉鱼级潜水艇(Scorpene submarine)事件时,就得时时提到“蒙古籍翻译员”,而在提到希鲁阿兹哈(被控谋杀蒙古女郎被判死刑,后来潜逃到澳洲),就必需置放“首相纳吉的保镖”这字眼。即使有关报道是不确实,2012年后出现的新证据证明我们之前所相信的是错的,希鲁阿兹哈并非纳吉的保镖,但所有记者自然而然会使用这些字眼。


你可以对拉惹佩特拉的观察有所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星报》虽然是“马华的报纸”,但相关的报道并不亲马华。从商业来讲,马华在意的极可能是《星报》是头会生金蛋的鹅,没有理由把《星报》当作是马华的喉舌报而冒着失去了那些支持国会反对党的读者,特别是华裔读者,进而影响到广告收入的风险。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马华在心理上意识到自己的“原罪”—那就是因为多年来巫统的“欺压”,无法捍卫华裔的权益,如果把《星报》当作该党的宣传品,就等于揭露本身的无能为力。不管怎么样,华裔的民意倾向于认为马华躲在巫统的纱笼下,在事关华裔的利益上不敢与巫统对抗。这是马华无法回避的。


挑战马华何不干脆离开国阵


同时,为了掩饰其领导人本身没有尽其能力,马华在许多课题—特别是关系到华裔权益的课题—都会自然而然的把矛头对准巫统。这么做是白费心机,华裔一般上无法接受这样的姿态,却会认为马华与巫统是同一条船的,并会挑战马华何不干脆离开国阵?


行动党充分利用马华的心理及策略困境,首先是挑拨华裔对马华的不满,再来“顺水推舟”挑拨华人对巫统的憎恨。因为敌我不分,也搞不清民主行动党最终可能会因为政治利益成为国阵的一份子而典当原则,马华许多党员连带跟着行动党狡猾的宣传策略,憎恨国阵。


我们都知道,在2013年大选前,不只是《星报》,华文报的许多新闻从业员(这可从他们的评论与新闻报道为根据)也是摆明反国阵的,支持“改朝换代”,为国会反对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宣传便利—即使民主行动党的某些领袖,对一些不利该党的报道抨击有关新闻从业员。要是行动党不满有关新闻从业员的报道,就把他们套上亲国阵的大帽子。


另外,《星洲日报》更被该党的不少粉丝称为《腥臭日报》。这是明显的两面手法,目的是要影响该报的管理层。管理层可能担心《星报》要是过于“偏袒”执政党,会遭到属于火箭支持者的读者抵制,因此在处理国会反对党新闻时,基本上是“从善如流”,或者在整体上自己制造反国阵(或至少不亲国阵)的印象。即使如此,行动党某些领袖,并不认为他们享有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在华裔读者群中几乎是可以“呼风唤雨”。


通过迂回方式制造“白色恐怖”


因此,有些新闻从业员即使不满行动党某些领袖及其手下的“霸道”,还是忍气吞声;至于一些比较敢有碗说碗、有碟说碟的新闻从业员,就被划为“国阵的走狗”,在网上广为宣传。至于那些明显倾向国会反对党的,就受到善待。这可以说是我国国会反对党制造的“白色恐怖”,试图间接压迫持有异见的新闻从业员。可见,即使没有执政中央,行动党还是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制造“白色恐怖”。尊重新闻自由,他们只是挂在嘴边。


如此,在华裔主导的媒体普遍上是反国阵的几年岁月里,即使行动党不管在捍卫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甚至是良善治理政绩方面乏善可陈,由于善于利用关系到华裔权益的课题来抨击国阵华裔/华基政党,宣传上还是占尽优势。


所谓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再好的关系,如果没有货真价实的表现,还是会给人看穿的。


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低价买独立式洋房极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事件被揭发,报章尤其是华文报处理新闻的手法,与它们处理一马发展公司及“26亿令吉政治献金”,可说是温和得多了。但是,行动党的领袖及粉丝,却难于抵挡这“政治高温”,试图以各种借口转移视线。受害者之一,当然是之前大力支持国会反对党(特别是行动党)的《星报》及中文报章。


其中,林冠英在回答有关低于市价买进独立式洋房,曾经提到不知道屋价。记者采访了新闻,新闻当然也以显著的标题打出。


其中,柔佛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与槟州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再里尔,针对《星报》北马版3月21日相关报道的标题“首长:不知道价格”,开了一场记者会,指出有关报道内容正确,但是标题“不准确”。刘镇东声称林冠英从来不曾说过他不知道该屋子的价钱,“英宅风波”完全是因为上述标题而起,打出这样的标题“含有政治意图,极度的误导及恶意”。


不知洋房价格录像片段


可是,在记者会后大概两个小时内,网上出现了林冠英告诉记者他不知道其洋房价格的录像片段。而这是出自槟州政府双周刊《珍珠快讯》3月20日在其面子书上载的录像。

 

对此,《星报》集团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黄振威在4月3日的专栏里指出,这两名国会议员没有为他们制造的败局做出反应,也不认为承认错误是应当或者体面的事。


另外,他也提到诸如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怡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甚至是行动党内的小卒仔(他具体的提到槟州民主行动党,实际上不符合事实)等,发表的可笑言论,可以对这起风波有恃无恐有两个因素。


像神明一样被膜拜


其一,低价洋房争议与全国性的课题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其二,林冠英像神明一样被膜拜,可以屹立不倒。除了行动党本身发现处在陌生的境地,但是林冠英的政治地位不受影响。他表示,在政治效忠转变为情绪的时候,没有人在乎两个错并不等于一个对(错就是错)。


自觉或不自觉的,黄振威竟然评论“在2013年全国大选简直是为行动党助选的华文报章,现在与州(槟州)政府之间的关系疏远”。(The Chinese press, which literally campaigned for the DAP, in the 2013 general election now has an estrang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government.)这无疑是“五十步笑百步”。《星报》在第13届全国大选,在尝试协助行动党“改朝换代”也十分卖力,并不是什么秘密。


黄振威在评论里,有明确提到槟州华文媒体与槟州政府关系不可与以前相比,但是整体而言,华文媒体还是会对行动党”友善“—这就如《星报》会继续与民主行动党保持“友善”关系一样。


黄振威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是“小骂大帮忙”。例如,他借行动党顾问林吉祥的部落格贴文,指有关报道及其标题正确无误,目的可说是:一切以行动党老大的话为准,刘镇东及再里尔的言论与行动党无关。而对林冠英反咬媒体之前报道他不知屋价是不确实的,黄振威却完全不提。他是不是因为害怕林冠英的“神威”而故意漏了这重要的例子?


党内反林势力蠢蠢欲动


黄振威声称这低价买房说对林冠英的政治没影响,还有待证明。而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此事件是政敌所为的基础上,忽略了行动党党内其实反林冠英的势力,可能也在蠢蠢欲动。另外,他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批评国阵某些议员也同样讲话不认账。这“各打五十大板”固然无可争议,但也同时传达了错误的讯息:“大家彼此彼此”。


而他的结语,传达了弦外之音。他说:“可是,不管他们所属党派,掌权的政治人物事实上并不在乎。对他们而言,媒体只是拿来利用而已。”


就传统定义来说,报章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另外的主要功能还包括了监督政府及启迪民智。所谓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桥梁的功能,包括“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也就是报章传达政府的政策及举措,让民众了解政府的政策,而民众可以对有关政策及举措表达意见。


至于监督政府及启迪民智的功能,即使是易于了解,但是实行起来却不是想象中般的容易。以林冠英用低于市价向彭丽君购买大洋房为例,报章是“被动”的跟进—也就是有政治人物首先揭发,报章才广为报道。而在这些报道里,却没有突出这桩新闻,涉及的是作为政务官的林冠英为何不懂得“利益回避”的简单守则。毕竟,林冠英自我标榜清廉,“利益回避”有必要是他执政的“座右铭”呀!


启迪民智角色有待改善


报章对林冠英事件的“被动”报道,与诸如The Edge及《华尔街日报》可以根据可疑或者非法取得的文件主动出击报道一马发展公司,而且还可以以臆说(conjecture)取代事实,报章似乎很有兴趣“监督”政府以及进行“填鸭式”的再教育,在启迪民智方面发挥的角色,看来还是有待改善的。


另外,在我国特有的国情里,华文报还有“捍卫”华社利益的角色需要扮演。《星洲日报》总编辑卜亚烈,在4月6日“总编时间”专栏文章《华文报非党报》,申诉某政党干涉《星洲日报》“新闻的长短、标题的大小、版位的面积、刊出的位置、全国版或地方版等……正牌內政部从不过问这些。”


他说:“这些政治领袖最擅长的就是拼政治,每天通过华文报章进行隔空的口水战,文告发多了,还寄望全文照登;有哪一天文告经过删减刊出,就来函施压、置喙,非要你屈服不可。”


他指出:“华文报不是党报,两者最大的分别在于,我们面向华社和国家,党报只服务政党,两者不可同日而言。”


画公仔不必画出肠,卜亚烈不提该政党的名字,读者看了心里明白。关键的问题,还是华文报读者甚至是华文报新闻从业员,有没有这个基本认识?华社的命运,由华社自己决定,要是硬要把华社的命运与声称不代表华人的政党捆绑在一起,华社的前景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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