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对权力分享 缺乏信心
马华民政 自我挫败

 ·2016年9月17日

延续上篇引述新闻部前部长再努丁提到马华与民政,在来届全国大选将会正式“被埋葬”,分析国阵的跨族群合作的“政治传统”的优势,呼吁华裔应该自我醒觉,本文把焦点转向为何马华及民政,陷入国会反对党,特别是行动党的政治论述而无法自拔,对国阵的权力分享那么没有信心,对国会反对党的不实宣传与抹黑没办法有效给予回应,而是跟着行动党的总宣传战略起舞,让许多人感觉到马华与民政好像是与行动党合作,要倒国阵(更确切的说是倒巫统)。


我们可以理解,随着第12届及第13届全国大选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马华与民政(当然也包括砂拉越的人联党)的信心已经跌入谷底。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要归功于行动党采用了德国纳粹时期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的宣传手法,让华社以为马来西亚已经从人间变成了炼狱,华人唯有靠行动党来打救。披上学术外衣,我们可以说“两线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能够让两党/两个政党联盟互相制衡,华人的命运才会改善。最让许多华人深信不疑的,还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口号。


“不言自明”的假设

此口号“不言自明”的假设是: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社会,各族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至于如何受到公平对待,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公正平等(例如进政府大学不应该有固打制、华文小学拨款数额需按照族群比例、华文师资要足够)。


因此,华文报章时常出现在政府考试考得特别优秀成绩的华人子弟,政府大学不录取、没获得公共服务局奖学金;华文师资不够、华小拨款不足等等的新闻,让许多华人读者看来很“火滚”,并以此当作是政府压迫华人的“证据”。


往往,新闻无法解释个别成绩特优却挤不进政府大学热门科系的现象。例如,报章避开不谈的是某些学生,仗着其优秀的成就,在大学申请书就只填一个选择,以为一定可以获得心属的科系。另外,要进入热门科系不能只靠学术的成绩,大学当局要考虑学生家长的经济状况、地区(富有或贫穷地区)、学生本身的课外活动、沟通能力等等。


政府近年来发现,不少进入热门科系,特别是医学系的优秀生在毕业出来后,竟然缺乏专业人士应有的沟通能力。作为避免同样现象出现,政府除了根据学术成绩与课外活动,还要他们面试,内容包括发问刁钻的问题。这面试除了评估学生的沟通能力,还有应变能力等等。一个医生,难道不需具备这样的能力?


还有,自1980年代末政府在高等教育采取“小开放”,从允许外国大专院校与我国合作办双联课程以及学分转移,到允许私立大学在国内设立,我国华人可以以相对廉价宜的学费,在国内接受大专教育。


就事论事,政府的政策的确有不尽公平的地方,一些官员可能因为种族情绪,也可能是宗教或者党派立场,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从中作梗。另外,政策本身不能满足利益与诉求不一的民众,因此本质来说是种折衷。例如,有小部分人(包括不少华人)认为我国应该实行单元语言教育,只允许国小的存在,关闭华淡小。难道政府要根据他们的诉求来关闭华淡小?微型国小因为生源已经不符合经济效益而关闭,难道微型华淡小有特权,不需关闭?因此,诸如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问题,要是意气用事的争论下去,谁比较有理没人说得准。


行动党以纳粹戈培尔为师

在推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行动党可说贯彻了戈培尔的另两个名言“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以及 “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等等。


我们不能说行动党为了争取与保持华人的支持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但是可以肯定其政治论述绝大部分是“混杂部分真相的说慌”、“不断重复有效论点”以及“宣传的论点需粗犷、清晰和有力”。上面提到的问题,主要涉及教育。另外还有让华社非常不满的是新经济政策以及与其相关的后续政策。


的确,有关的政策是要扶助土著(特别是马来人);但是更加重要的,这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没有宪法的依据?事实是,这些政策的大方向的确是有宪法依据。情况如此,政策“不公平”的源头是在联邦宪法。行动党假如真的关心马来西亚公民不分种族受到公平对待,务必向宪法“开刀”,而不是国阵。


政策“不公平”源头在宪法

我们所说的不公平,其实不只是土著享有特权,非土著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联邦宪法》的第152条文(学习母语)及第153条文(马来人“特权”),今天就去详细的看看,才来谈。


说到底,即使我们不能熟读《联邦宪法》,但至少要懂得《联邦宪法》的某些条文。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条文,第10条(言论、集会以及结社的自由)及第11条文(宗教自由)等也是需要我们身为公民紧记的。一句话,宪法就是公民参与政治(不管是通过个人还是组织)务必遵守的“游戏规则”,法治精神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华人政治才不会充满那么多悲情,让民主行动党可以任意操弄此悲情。


((取消“马来人特权”必须“过三关”))

而要修改联邦宪法取消“马来人特权”,必须过三关:

(一)最高元首批准;
(二)九个州的世袭苏丹以多数票通过;
(三)国会上议院和下议院都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

试问,行动党办得到这三点吗?

马华与民政的许多领导,本身对《联邦宪法》的内容与精神不了解,因此很容易被行动党(以前的人民行动党,现在的民主行动党)制造的伪命题所困而不自觉。这个伪命题就是最初由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此前提错了,与其关联的论述(特别是公民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一方面,要是我们不是以一个建立理想,而是根据我们政治现实,不以平等这抽象概念,而是“兼容并蓄”为前提建立的国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早已经出现,不必舍近求远。


长远工程需要各族共同努力

不是吗?我国从独立开始就是个多元种族社会,到现在保存了特有的多元色彩,各族还可为捍卫保护本身的特色而“吵吵闹闹”而没有大打出手。各族群要保持有别于其他多元社会,难道就不是体现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换句话说,马来西亚人要根据国内的现实,自己塑造自己的马来西亚,这是个长远的工程,需要各族共同努力。


可是,大多数华人想象中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行动党版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要按照这个版本落实,理论上来说要先修改《联邦宪法》的相关条文。但这可是在政治上吃力不讨好的。另外,当年李光耀鼓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不是因为他有远大的理想,而是有他本身的盘算。最明显的目标就是取代马华在联盟(后来的国阵)的地位,再进一步是拉拢东马的势力,组织政府领导马来西亚,以便他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华人首相。


所以,巫统主导的马来政权,对李光耀的盘算看得透彻,但是大部分华人从那时开始,就无法摆脱李光耀画下的天上的馅饼。

民主行动党继承了人民行动党的努力,继续推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天上的馅饼。该党到现在只卖“理想”,不敢卖“现实”。卖“理想”可以天马行空的天花乱坠,例如“改朝换代,告别腐败”等等,推销“现实”的话,就得具体提出如何让各族平等。


问题是,具体的提出修改“游戏规则”,对行动党而言不是一门好生意。毕竟,要管理像马来西亚这样复杂的国家,没有前例可循,任何执政党只能像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子过河”。为了避重就轻,行动党需要不断的炒作一些课题,来让华社相信它的确是在改变游戏规则。


该党实际上是搞华社的情绪,不谈如果成为执政集团的一份子,要如何解决这些政策衍生的“问题”,只是不断的重复马华与民政“卖华”,是巫统的“走狗”等等。这样的宣传手法,与戈培尔所说的“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不谋而合。

华人政经角色证明马华“卖华”失败

持平而论,马来西亚华人还能够在政治、经济等扮演角色,肯定了马华“卖华”非常失败,我们许多华裔同胞认为马华“卖华”,让人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行动党当然也知道搞悲情不够,还要让华社以为反国阵就是反贪污腐败、反裙带朋党、反种族主义、支持公平正义等等,与马来族群比一比,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但从最近被揭发的案件:行动党州议员的父亲林吉祥被指收取廉价屋“台底钱”以及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被控贪污滥权,大家都可以发现行动党自降水平,用它之前义正词严抨击的“国阵标准”当作是自己的标准。一句话,“两线制”变成“比烂制”,不是它们所标榜的“比好制”。这层让华社感觉良好的面纱已经揭下,行动党的真面目—也就是靠搞鼓起华人选民种族情绪面获得支持,也就暴露出来了!


马华与民政的领袖,即使有些已经看出其中奥妙,但是在宣传战上还是采取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心态,不敢积极的去推销国阵跨族群的优势,努力去拉回在上两届全国大选国阵失去的本党党员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这些中间选民(大多数是华人)因为相信只有通过改朝换代,才能为马来西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把票投给国会反对党(包括要建立“回教国”的伊斯兰党)。


他们并不是特别喜欢行动党,而是特别讨厌巫统以及其友党马华与民政党,希望通过“两线制”让国会反对党能更有效的制衡国阵。所谓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行动党没有在其执政的槟州落实能力、问责以及透明(Competency, Accountability an Transparency)的大选承诺,已经是路人皆知。因为完全没有政绩支撑,该党的领袖就只好以国阵施加“政治迫害”为自己开脱。


华人自我放逐政治主流之外

看在那些因为热诚相信行动党的确可以为我国政治注入一股清流而支持民联(现在是希联)的选民眼里,无疑是十分失望,甚至有被出卖的感觉,很多因此会在来届全国大选投废票,是毫不让人感到意外的。马华与民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争取这些中间选民的支持。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争取其党员回流国阵,避免华人因为可以较容易修补的政策缺陷,而继续通过手上的选票把自己放逐到政治主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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