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纵目天下 · 郑赤琰教授 

香港特首选举:政界缺领袖,公务员当先锋

·2016年12月31日

香港回归主权十九年的三位特首有两位知难而退,只有一位例外。来届特首竞选已表明要参选的四人全都来自政府高官的背景,至少到目前为止仍未见有商界或其他界别的人冒出头来表明要参选。更值得关注的是连政界的泛民主派仍未见到会派候选人出马,会不会缺席?以过往所见,若不缺席,理应早就出来活动,像梁家杰与何俊仁早就该出来热身了。不但看不到他们的候选人,反而他们提出的口号先是“ABC”后是“CBA”,这说明他们的选举策略是在“造王”,自己不问鼎。若然,情况将会走向:政界缺领袖、公务员当先锋。这现象已从四位公务员先声夺人,而且其中有人赢面很高,可以看出端倪 ,这现象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自然。


出现这现象並非无迹可寻,起码有以下重大因素促成了现在这种公务员挂帅的现象。


第一个重大的因素是,早在战后的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出任港督的杨慕奇与葛量洪曾考虑过要追随英殖民地朝向民主化,从而以“联邦主义”取代“帝国主义”。

但经过考虑到香港的特别情况(其中重大考虑是有99年租借地的新界,中国又不承认“不平等条约”,独立建国有困难),只好放弃“民主政府”的计划,改行“良好政府”的代替计划。1958年柏立基上任后便全力推行经济、行政、社会、教育等改革,目的是要祛除外来势力统治殖民地的坏印象,改行“港人治港”的本地化。1951年港府官员中只有10.75%由港人担任。1971年在2874位官员中有52%港人。这样做是要争取港人对政府的认受性,柏立基之后的港督由戴麟祉、麦理浩、尤德、与卫奕信,都沿续打造“良好政府”的政策。后来香港政府给人留下来的好印象都在他们任内打造出来的。像廉政公会反贪污。接着五十年代的工业化又在八十年代提出的服务行业,都有助繁荣与安定,港人对港府的认受性也就稳定下来。


就在这个“良好政府”的基础上,“民主政府”的计划也就被搁置,直到1992年彭定康上任后,他开始力推政改,朝向打造“民主政府”的计划。政党与民主选举议会原本在中英谈判的协议与《基本法》已有所着墨。但彭定康却企图在九七政权移交前超越《基本法》,先造成“民主政府”的事实,但却被当成“偷步”而被中国拒绝九七前后政制接轨。九七后中国则依照《基本法》循序渐进去推行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直选改革。由于彭定康的“民主政府”计划来得太仓促,又未能取得中方的认同,于是先前的“良好政府”打下来的根基並未被动摇,政治领袖得不到“民主政府”发展空间,九七后的政党又视宪制为绊脚石,未能好好在特首选举委员会与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中突围而出。这与其说是宪制的阻力所使然,不如说是他们的政治领导能力仍未到家,未能在行政与立法取得领导权,政党栽培政治领袖的能力也大有局限了。更不妙的是,回归十九年以来,政党扮演的角色不是英美所见的“忠诚反对党”,而是纯对立对抗的角色。这一来也就更破坏了所有有助于栽培政治领袖被健全发展的政治平台,包括行政与立法的平台,其破坏的程度可从黄与梁所受到的政治冲击令到他们知难而退,令到其他人视参政为畏途,可见一斑。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政治领袖欠奉的条件下,公务员高官又有“好官”的形象,填上这个“权力真空”,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


第二个重大因素是通过政党参政的人,在政党两极对立的政治环境下,彼此在各种政治竞争中,尤其是在立法会与区议会选举中,彼此互相抹黑无所不用其极,给港人的普遍印象出现很负面。

一旦出现两极化恶斗,根本无法妥协,也无从“求同存异”。政党成了“恶人行”,这样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产生政治领袖(Stateman),有的只是政客(Politician)。前者才有能力发挥其领袖影响力,整合最大公约数的民意,后者只会玩政治诡计,难以服人,更遑论整合民心!处此政治负面形象下,政治人物互相损耗信誉,反之公务员中的高官“好官我自为之”,自动填上行政高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他们在公务员圈中好不容易爬上高位,熟悉政府部门的工作,当上特首会比圈外人熟手,加上“良好政府”重视制订政策须循民意咨询的程序,从中学到了消化政治矛盾的技能,给政客抓辫子的机会也会少得多,无形中就鼓励了高官参政。现在所见他们踊跃出来当候选人的情况,正反映了缺乏政治领袖所使然!


第三个重大因素是参政的前途不被看好。

港英的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这里的政治前途不明朗,用李光耀的说法是香港后殖民地的地位不能独当一面。新加坡则不然,因此李说易地而处,他当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若要回来香港,他不会参政,在新加坡他会参政是因为他有可能当上权力的最高位,很有吸引力。在港却无可能。他因此下结论说香港没有政治人才,因为人才都走去经商或其他专业,政治迟迟没人问津。笔者在中文大学任教四十年,长期所见,会考成绩顶尖的学子首选的学科是医学、法律、商科或工程。一旦毕业出来,他们有好的职业与好的收入,生活养尊处优,谁还愿意去掺政治这浑水。即使是政治行政系毕业出来的学生,早年参政没机会,他们的出路最常见的是考公务员面试,或到学校教书,也有去商界打工的。这反映了李光耀的说法靠近事实。


有了上述三大因素,香港要扭转这种政治现实,在港英留下来的“良好政府”基础下,要想短期内涌现大批政治领袖去领导“良好政府”或是更好的政府,缺乏政治人才的土壤,很不容易。在一般的情况下,要建立“民主政府”去取代“良好政府”,不是容易的工作。因为全球所见到的通例是“民主政府”不一定是“良好政府”,更多的是政权不稳定的政府。“良好政府”叫人民受落,“民主政府”与否反而不具紧迫性。因此看来香港的“良好政府”在香港客观政治条件下,恐怕还会有其一定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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