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纵目天下 · 郑赤琰教授 

金正男案落幕
无损法律又可避政治风险

·2017年4月15

因为金正男被杀害而引发的马来西亚与朝鲜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是否已落幕?仍待继续观察。但就外交谈判的成败标准来论,马政府在这场外交谈判的表现,能够大事化小,不节外生枝,懂得进退有据,始终把问题留守在刑事而不是政治,坚持双边交涉以防往国际化去扩散,那是难能可贵的表现!


本文持这个判断,显然与新加坡有些学者与媒界的评论有别。获悉朝鲜大使馆3名曾被马警指证要求协助查案的人员在马安全人员护送下离境返回朝鲜,同时在朝鲜的马来西亚大使馆的9名人员也获准回马,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沙拉瓦拿姆都(Johan Saravanamutu)受访指出:以此刑事事件去向一个流氓政权屈服与谦和,实有纵恶之嫌,今后面对到同样的国际危机时,对马来西亚的对外谈判会很不利。媒体上出现的舆论也有类似看法。


与平壤交涉外交法则不能胜任

这样的看法並不表示马来西亚在此次事件已犯了大错。事实上,恰好相反:

第一,马政府在此事件並无作出法律妥协;

第二,外交上,要和平壤交涉,並非一般的外交法则能胜任,搞得不好,往往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三,事件本身已非一般的刑事案,间中混杂着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要坚持不被捲入政治陷阱,已是难能可贵、一大成功。


单是这三点,便已足以说明用片面的法治观点去看待问题,以为法律万能,便很容易流于“法律主义”(Legalism),自欺欺人。


第一:法律是否万能?

第一先说法律是否万能的问题。连新加坡的开国元老李光耀都早已认清法律并非万能。李光耀是律师出身,而且在剑桥大学主修法律课程时便已对英国一贯的提法有异议。英国的提法是“Law and Order”(法律与秩序),以为有了法律便自然会有社会秩序。李光耀在剑桥大学便曾和他的教授讨论法律与秩序谁先谁后的问题,李坚持说有法律並不能保证一定会有法治秩序。恰好相反,必须先采用政治手段去建立社会安定,有了社会秩序、法律才有可为;否则以为有了法律、社会便能遵守法律、法治自会建立起来,那是枉想。


李光耀政治手段先于法律手段

本着这个信念,李带领其人民行动党竞选当政后,当时社会在一片反殖民地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陷入连年动乱,他那刻更深信单靠法律手段不行,还得厉行政治手段,把众多滋事分子当成政治犯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抓进监牢。


这个内部安全法令可以不通过一般的法律诉讼程序,直接由内政部抓人关人,法庭无权过问,关人与否全由内政部部长说了算,法官派不上用场。有人还因此关了30多年。不放人是基于政治判案,只要内政部部长感觉到放人会破坏社会秩序,便不放人。


李光耀之后,已过了三代人,到今天新加坡的内安法令仍然有效,可见政治手段优先于法律手段,仍然寸步不让。


平壤不接受禁核武协议

就朝鲜的国际关系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不放过平壤试爆试放核子飞弹,並在联合国动议通过惩罚性的制裁方案,禁止国际和朝鲜建立经贸关系。但平壤並不因此而就范,还顽强地不断研发核子武器,也公然试射飞弹。


在平壤心目中,禁止朝鲜研发核子武器是政治手段,不是法律手段,因为法律原则讲平等,只许一些国家研发核子武器,便是不平等,破坏了法律原则,就算联合国通过制裁方案禁止平壤拥有核武,但是问题闹了不下30年,禁核既没法律根据(只有国际协议,还未成为国际法,只要涉核国家不自愿参与禁核协议,也无能为力),也无政治办法。


既然美国都无法用法律手段,连政治办法也欠奉,搞到平壤在核武问题上变本加厉。由此可见,要与平壤搞外交,不是你要法律便可依法行事的。


第二:金正男案有政治暗杀动机

第二说到金正男事件。众所周知,他已避居海外多年,已捲入朝鲜的政争。他在吉隆坡机场被毒杀,一目了然不是一般的谋杀刑事案,也带着重大的政治暗杀的动机。


也正是因为涉及平壤是否犯案者,对于这么一个政治涉事累累的国家,要马来西亚独自对其作出“兴师问罪”谈何容易?连美国也办不到(还没办到?),更何况没有十多艘航母的马国?不能采用政治手段之余,马来西亚转为采用刑事案件去处理,可说将一个可能引发重大政治危机的案子,大事化小,是一大政治智慧。否则马来西亚大可发动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共同搞大这个政治事件,如此一来,痛快则痛快矣!


马低调处理金正男案

可是除了自我感觉良好外,又有什么政治实质效果,借此宣扬丑化平壤政权?她早已政治伤痕累累,那还在乎马来西亚再踩一脚?何况马来西亚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是是非非,早已不想被捲入这个是非地,因此一直採用政治低调去和平壤外交来往。如果为着一个金正男案而放弃自己一贯的对朝外交政策,实没必要,更何况不用政治手段,大可採用法律方法去处理金正男案。


就法律方法来说,从头到尾,马政府一直交由警方刑事人员去全权处理,即使发现朝鲜大使馆有人可能涉案,但依法办事,也只能要求警方当面向证人採证,对于其他已逃回朝鲜的四人,在亲自向四人当面侦讯前,一切都只能当疑犯,而不能当罪犯论。既然经过外交接触后已成功取得对方同意进入使馆向嫌犯取证,问话后拿不到确凿证据而让证人放行,也属很正常的法律程序,局外人妄指警方作出法律妥协,实有欠公允。


至于其他逃回朝鲜的四人,警方没有定论,不能因此指警方枉法,才算合理。何况要向平壤交涉要人,也非一般的刑事引渡案那么单纯,更何况此案已沾上了政治谋杀的色彩,对方肯不肯合作已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


第三:交换人员非单纯法律问题

第三说到是否因为要交换平壤手上扣留的9名马使馆人员而作出妥协相应地放行朝鲜使馆3人?这问题绝非是单纯的法律问题,类似的案例举世常见。


最引起关注的是当年曾有不少劫机者将飞机与乘客劫去古巴,藉此要求交换政治犯,不少国家因为考虑到机上乘客的人道问题,而不得不用政治犯去交换乘客。同理,马来西亚即使用9人去放行3人,以9命换取3条人命,明知平壤扣留人质实属过分,但也深知如果不珍惜9名使馆人员的生命,于人道也说不过去。


正如第一点说到法律与秩序的问题,当今举世社会秩序动荡,更非法律能有作为,如果去做无可作为的事而牺牲手上的人命,不是更没人性吗?


留着遗体已没有意义

最后也得提到金正男遗体归还朝鲜的问题。考虑点在留着遗体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答案是没什么作用,也没什么意义。因为遗体最大作用是被杀害的证据。既然马方的验尸官经解剖验证的结果是因VX的化学毒药致命,而且动手施毒的人犯已被捕,DNA验证也已证明金正男身份无疑,家族无人敢来收尸,平壤又坚持要尸,与其节外生枝,又不怕平壤毁尸毁证,何苦留住尸体不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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