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困扰“一带一路”的因素

“一带一路”是全球性的发展策略，实施速度与效果和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即使是那么开放与包容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发生冲突。不少因素基本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国的影响也就有限。地缘政治仍旧是影响“一带一路”运行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全球化的进程。“一带一路”的成就必须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沿线国家的保护主义显然不利于贸易畅通的目标，各自为政的交通运输系统会直接阻止设施联通。任何闭关自守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将会打击实施“一带一路”策略的效果。

通过贸易与人文交流促进世界和平

“一带一路”的一个高尚理想是通过贸易与人文交流促进世界和平，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几个主要障碍就是地缘政治与军备竞赛。从中国经过中亚到中东、欧洲与东、北非洲的许多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包括许多宗教、种族、部落、势力集团，而且不少地方都仍然有国内或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亚洲本土虽然相对“安静”，但是国与国的关系仍然不那么和谐。从东北亚的朝鲜和中日韩关系开始，印巴关系长期以来并没有显著改善。中国与印度的互信程度也有待改善。恐怖事件在一些亚洲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菲律宾、印尼等）时有发生。中东形势更加困难（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非洲一些国家的国内武装冲突更令人担忧，而且增加了“一带一路”发展贸易与投资的各种风险，使到一些项目无法实施。因此，“恐怖主义”对“一带一路”的威胁性还是不能低估的。其实“一带一路”和反恐的策略目标还是一致的。必须说明的是，“恐怖主义”对和平发展的破坏是全球性的，并不只限于“一带一路”国家。

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的威胁

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的威胁是明显的。中巴走廊的建设导致印度缺席今年五月的北京峰会，而印度正是南亚“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心地域。为了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印度甚至另起炉灶并且与日本在新德里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年会上，宣布建立“自由走廊”去发展南亚与非洲基建和能力建设。即使在政治比较稳定的欧洲，2012年在华沙建立的“16+1”中国与中欧、东欧的合作机制，也会引起欧盟的担忧。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更是暧昧，有明显的投机倾向（见卓南生，《安培对“一带一路”改弦易辙之后》，《联合早报》，17/6/17）。

地缘政治所引起的“并发症”就是军备竞赛。2016年，全球军备开支最大的五个国家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和印度(Wikipedia，List by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除美国外其他四国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10-2014五年期间，在十个全球最大进口军备国中，亚洲就占了五个（印度、中国、巴基斯坦、韩国与新加坡）。从中东的紧张形势中也可以发现到伊拉克等国家军备进口的数额不断增加。在没有战争和军事技术进步的环境下，几年后的军备又得换件或更新。军备竞赛消耗的不止是发展基建急需的资金和外汇，也消耗了管理基建的人力资源，更是成为国家之间缺乏互信和反对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直接影响“一带一路”策略的运行。

干涉国家内政不是“一带一路”有关国家解决矛盾和克服难题的手段。但是，国家的管治水平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选择和实施的效益。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会增加项目的成本，而偷工减料会直接影响工程质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更会造成冗长的商议过程和执行项目时的反复。政权更换可以改变发展项目的选择，甚至引起实施中的项目的中断（如斯里兰卡、缅甸）。中国实施的项目可以成为有关国家反对党打击的对象，用以批评当政者和争取选票。伊朗最近的选举就发生了反对中国项目事件，示威者大概都是失业青年，反对中国项目没有雇用本地劳工。内政、外交与合作的整合，都会直接影响项目的成效。这是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接受的“无奈”。 对中国政府所强调的“不干预内政”的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去阐释。内政所指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政权交替与人事安排都属于内政。然而“一带一路”项目一定会涉及有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并且导致政策调整。其实许多国际多边机构都会在不同物程度上都会要求国内政策的调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IMF）甚至要求增加税收，减少公务员人数等等做为贷款的先决条件。前几年希腊的财政危机所导致的经济紧缩政策就是一个例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