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5日

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偶尔会听到一些友族政治人物出言不逊，指大马华人是“寄居者”，不喜欢这个国家的话可以“回唐山”。

大马华人毫无例外地对诸如此类的言论感到愤怒，绝大部分自然的反击当然是：华人把马来西亚视为生于斯、长于斯及将死于斯的土地，不再是寄居者。
　

有些政客之所以会以“寄居者”来刺激大马华人，主要是争取土著的选票。一般的了解是华人，尤其是在清末民初开始，从中国南下当时还是英国统治的马来半岛与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
　

要比较全面的了解何以如此，大家有必要了解“中盘商（中间人）少数民族”这概念。
　

1967年，布莱洛克（Hubert Blalock）首次创造这个概念，指的是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搭桥”的群体，其顾客一般上是与多数民族隔离的少数民族。

“中盘商少数民族”的过客心态

博纳奇（Edna Bonacich）1973年发表了论文《少数中盘商理论》，为此领域的奠基之作。根据博纳奇的研究，因为受到经济的驱使，尤其偏好赚钱快套现也快的生意，中盘商少数民族“勤俭聚富”，即使在寄居地及祖籍地还是与同族保持联系，不融入寄居地社会。“中盘商少数民族”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是“过客”，或者寄居者（sojourner）。
　

以马来西亚历史为例，以“新客”身份下南洋的华人有许多是抱着在寄居地攒了足够的钱，“衣锦还乡”的心态，符合上述两个学者的研究发现，也是其中一个让其他族群质疑寄居者的效忠对象的原因。
　

事实上，迟至1970年代，有30多万名华裔不是马来西亚公民（持有红色身份证）；要是马中两国没有建交，需要先解决两国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问题，这些华裔很多可能还是非公民呢！
　

大家还记得敦马哈迪曾怪我国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以非常宽松的条件给予数十万华人公民权吗？
　

因为这些“中盘商少数民族”的寄居身份以及巩固的同族联系，可以通过依赖家族成员及同族工人低酬劳长工时降低成本，中盘商少数民族在经济竞争能力占优势。

不屑融入寄居地

但是，以这样的方式取得的优势，带来几个问题。首先是其他群体无法与他们竞争。其二是主流劳动力也因为中盘商少数民族“破坏”薪资与工时的市场，在向他们所服务的公司谈判薪酬与工作条件时处于劣势。其三，中盘商少数民族十之八九雇佣本族人，因此被怀疑根本就不屑融入他们的寄居地。
　

在上述研究里，中盘商少数民族包括了美国的犹太人、华裔、印裔、韩裔、日裔等。但是中盘商少数民族遍布全世界，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比较不熟悉的是西非的黎巴嫩人与东非的印裔。
　

中盘商少数民族在诸如银行业、餐饮业、理发店、洗衣店、代理、杂货店等行业取得成功，主要是经济动力，但因为他们扮演此经济角色时让人感觉是剥削，而且只有特定族群有特出表现而引来其他族群对“中盘商少数民族”误解与敌视。
　

即使他们之中有很多放弃了落叶归根的打算，选择落地生根，在居寄地终老，他们的后代是“寄居地”土生土长的公民，这些误解与敌视仍历久不衰。

“剥削者”论述仍然有市场

所以，华裔同胞特别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华裔同胞，当然对被指是“寄居者”或者“有钱人”感到愤怒。我们不要忘记，有些政客敢挑这样的课题，证明了华裔是“剥削者”的论述，仍然有市场。
　

“剥削者”的印象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华裔在批发与零售业。
　

在马来西亚全国凡是有小市镇的地方，不难发现早年为主要公路的某些路段，两旁都有一些商店。这些商店，早期（可追溯到独立前）几乎清一色都是华人经营的商店。而这些华人，是清末民初之后才从中国南下，而且大多没有被英殖民政府安排的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出卖劳力的“新客”，因此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不可否认，“新客”（非土生华人）也在种植业与矿业打拼，而且还是中盘商的服务对象之一。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就会有市镇的出现。但是这些商店，却标志“新客”成为马来西亚的“中盘商少数民族”。
　

随着国家在各领域都取得长足的发展，时代洪流滔滔，这些商店有不少因为后继无人、让路新的基础建设以及其他发展而不复存在，其他的也变成比较多元，掺杂了更多友族经营。
　

不少华人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例如中小型企业）而采纳了现代化管理，较少以低酬劳长工时，牺牲家人与员工建立本身的经济优势，但是华人作为“中盘商少数民族”的角色，依然明显可见，例如保留旧有的华人商会，设立新的商会，保持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特色。
　

这在华社是理所当然的事，更加说明华人作为“中盘商少数民族”的其中一个特征，也就是维系同族关系，还是个无法排除的事实。再加上“中盘商少数民族”依然是个迄今未衰的学术议题来判断，马来西亚华人要完全甩掉“中盘商少数民族”与“剥削者”与“寄居者”（“外来者”）的历史包袱，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