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2日

首相安华最近访华，引起关注。其中，他在访华期间，见证了19份总值1700亿令吉的谅解备忘录，但因为有人将备忘录所涉及金额与实际投资额相提并论，而引起热议。

尽管如此，安华这次访华公开承认中国对我国的重要性并突出上述备忘录的签署，反映出他领导的“团结政府”在对华政策，特别是中国投资的政策的成熟表现。

在国阵掌政期间尤其是纳吉担任首相期间所吸引的中国投资，被在野党抨击为出卖国家、让马来西亚陷入“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等等。

被批评的计划包括彭亨州关丹的马中工业园、东海岸铁路、马新高铁、柔佛州的森林花园和马六甲的皇京港、石化工业计划RAPID、大马城等等。上述发展项目大多是“高影响项目”，旨在推动马来西亚各领域的长期发展。

在敦马哈迪时代，大型计划几乎都被敦马的朋党包揽，失败的大企业还需政府拯救，而纳吉任相时推出的大型计划，不但被许多民众视为敦马时代的“翻版”，而且比敦马时代更加糟糕。

敦马哭诉“宝贝孩子”被卖

在这些排山倒海的批评声中，最戏剧化的要数国产车公司普腾多数股权卖给中国吉利公司后，敦马哈迪哭诉他感觉到自己的宝贝孩子被卖掉。在卖给吉利并改名为“宝腾”之前，普腾因为管理不善，几乎年年亏损，需要政府注入资金扶助。在吉利接手后，宝腾渐上轨道，其生产的X70与X50受到欢迎，连敦马都赞扬，忘记了之前的哭诉。

在安华访华所见证的备忘录中，有相当部分是吉利在马来西亚计划的再投资。另外，还有大一部分是在RAPID的再投资。

即使希盟主导的“团结政府”没有公开承认纳吉时代打下的基础，才会有这样的收获，但这证明了一件事：“改朝换代”后，新政府虽然可推出新的政策，但无可避免的需要继承前朝的绝大部分政策。

质言之，这与同一执政党／联盟（也就是没有改朝换代）新首相上任后，在原有的政策的基础上，推行新的政策的做法没有差别。

这样的一个事实给了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首先就是，我国各政党几乎都有了执政经验，那些之前长期在野的政党不能再为反对而反对或者搞民粹的手段争取选民的支持，以免在执政时眼高手低。

这意味着政党有了执政经验，对治理像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社会的困难包括一些敏感课题的处理的理解，因此更加需要以切实可行的替代政纲，吸引选票。

换句话说，往后的政党竞争需要是良性的竞争，而不是凡事都政治化。

选民需监督制衡政党

其次，要让政党更加“守规矩”，选民可发挥监督制衡的作用。表面看，这是不可思议的要求。

我们可以理解，某些选民会同情反对党及认同其斗争目标和理念而坚定的支持这些反对党。不过，因为这样的坚持，他们往往忽略了在野党其实也可以发挥影响，致使中央政府执政党加入含有在野党斗争理念元素的政策。

其中例子就是敦马第一次任相时，为了抗衡伊斯兰党而推行了回教化政策。我们不要忘记，伊党的前身是巫统的宗教臂膀，后来另起炉灶，几十年来虽与多个政党合作，其斗争目标不变。这与其党员的监督制衡，再加上其领导人清楚知道斗争目标有密切的关系。

在政党政治，政党在获得政权过程中虽然可以采取权宜之计，但其领袖不可偏离党的斗争目标理念，党员和支持者也需在这方面监督制衡。这为了什么？政党的“永续经营”呀！可以随意偏离斗争目标的政党，很难走长远的路。

执政党可来可去

其三，在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其中一个特色是政权轮替。但是，执政党可来可去，其领袖也是如此。那么谁才是真正维持政府运作的呢？公务员体系是也！政府部门要照常运作，学校照常上课，执法人员照常执行任务等等。

公务员体系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们无可避免与他们打交道--例如警察、校长、老师、陆路交通执法人员等等。大家都知道，即使出现改朝换代，公务员会有个别的党派倾向，但最多可能会有人事变动（主要涉及高级公务员），其他一般上保持不变和如常运作。

因此，健全且相对来说独立的公务员体系，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就我国而言，政务官（以及一些政治委任的官员）随着政党起落而起落，但一般来说公务员的最终的效忠对象是代表国家的最高元首，不是某个政党，也不是政府首脑。因此，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人民（所以公务员也被称为“公仆”）。

公务员体系常与官僚作风及繁文褥节，也就是缺乏效率相提并论（但这又不可一概而论，好像内陆税收局的效率或者是个其中一个例外）。这是因为公务员需要跟着程序办事，也有本身一套的文化，往往还有把鸡毛当令箭。前首相阿都拉也曾批评有些公务员是“小拿破仑”。

这情况并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彻底改变。所以，对那些在野的时候说可以很快解决长久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政治人物，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大问号。不过，公务员体系虽然尾大不掉，好像正副部长这样的政务官想要有所作为，还是需要争取公务员的信任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