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反贪会民事充公行动引发争议

·2019年07月06日

大马反贪污委员会(MACC)在2019年6月21日召开记者会,宣布该委员会已对41个单位和个人提出民事充公诉讼,追回从一马发展公司(1MDB)挪用的2亿7000万令吉资金。

刚受委为反贪会主席的拉蒂花( Latheefa Koya )指出,该委员会援引2001年反洗钱、反恐融资法和非法活动收益法令(AMLA)第56条提出上述涉及2亿7000万令吉的诉讼,而高庭将择定几个日期来审理此案。


她说,这些资金是通过前首相纳吉名义开设的大马银行(Ambank)账户支付的。她也表示一些相关方自愿交出约200万令吉的资金。


优先处理大数额个案
她表示:“这不是刑事起诉,而是民事充公诉讼。我们正在采取务实的做法,先追回资金。如果我们进行起诉将耗时,所以我们优先处理涉及数额庞大的个案。”


反贪污委员会发布的新闻,马上引来前首相纳吉的反应。纳吉在他的面子书指出,在SRC案件审讯中,银行职员已经在法庭确认沙地阿拉伯财政部把至少3亿4百万令吉在2011年汇进他的银行户头,比反贪委员会所公布的2亿7千万还多。


他也表示,该银行职员也证实被传为26亿令吉未用的款项已经在第14届大选前归还给汇款人。他强调,沙地国王授权他自由处理,而他选择通过非政府组织与政党的慈善福利项目,把部分的钱用在人民的福利上,而不是当作他个人及家族的用途。


总检察长申请展延1MDB案
与此同时,总检察长多米汤姆斯在拉蒂花宣布向法庭民事充公的同一天,向法庭申请展延纳吉涉及洗黑钱及滥权的1MDB案。此案第一次展延至今年8月19日,多米汤姆斯向法庭申请展延至今年10月。一般的情况,是被告会穷尽法律途径“以时间换空间”,但是控方自己要求展延,非比寻常!


因此,针对反贪委员会在还没确定这些个人和单位所得到的款项的确是非法活动的收益,虽然并不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但却先对他们“先下手为强”引起巨大的争议是意料中事。


在反洗钱法令出台之前,有关当局是以刑事法典、1965年公司法令,1988年危险毒品(产业充公)法令及1997年反贪法令来处理金融刑事案的。2001年反洗钱法令(简称AMLA)是在2002年1月15日生效的。 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此法令在2007年修改,以打击资助恐怖活动,全名为《反洗钱与反恐资助法令》(AMLATFA)。


此法令第三条文阐明,洗黑钱指的是某个人的以下行为:直接或间接的从事涉及“从非法活动所得的收益”;取得、接受、拥有、掩饰、转移、转变、交换、携带、处置、使用、从马来西亚带进或移出“任何非法活动的收益”或者隐瞒、掩饰或阻止“任何非法活动的收益”的本质、来源、地点、移动、处置、权益或者拥有者的确立。


范围广不局限于洗黑钱
有关法令所谓的“任何非法活动“,所指的“是任何严重罪行或任何国外的严重罪行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活动”。经过2007及2013年两次的修改后,此法令所涵盖的范围很广,并不仅仅局限于洗黑钱。


因此,任何人触犯诸如刑事失信、盗窃、接受酬劳、非法接受存款、进行无牌财务服务、内线交易、伪造文件、走私、贪污贿赂及逃税等,都可被检控。


只是,众所周知,法令存在是一回事,如何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从法律执业者的角度来看,民事充公法律的目的是要阻止刑事活动收益被用掉,而这是反贪污及阻止非法活动的有效方法。因此,名副其实的民事充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不少人来说,反贪污委员会所采取的民事充公诉讼,要起诉41个人及单位并不合理,也难免令许多人怀疑有政治目的。其中最明显的,这41个个人及单位中,近半数是国阵成员党及前成员党。


之前,上述名单里的几个单位特别是正当因为被指洗钱,银行户头已经被冻结。有人质疑这行动到底合不合法?要知道,从纳吉银行户头,早在第13届全国大选花掉了。而在选举(不管是大选还是补选)所使用的账目,必须在短时间内结账。因此,被冻结银行户头里的存款,可以肯定地不是来自纳吉银行户头的钱。


现希盟领袖也有关联
表面上看,这无疑是针对国会反对党,确保1MDB继续保温,但是反贪会在决定宣布这个名单的时候,却是非常的粗心大意。目前人在希盟的领袖如慕尤丁、沙菲益阿达、慕克里、慕斯达化莫哈末等等,都是巫统的前州主席,都拿过来自纳吉户头的资金,要如何处理这些“特例”。


有人试图以“钱没进他个人银行户头”来解套,把问题简单化。表面上,钱进入个人名下的户头,嫌疑越大,但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以个人名义开的个人银行户头,并不意味着户头里的钱都是有关个人的钱。


要不然的话,一大笔钱汇入纳吉的银行私人户头,纳吉不就早被定罪了,何须启动那么冗长的法律审讯?再说了,我们也可推测,其他巫统领袖也没有以个人的名义拿纳吉户头发出的款项,那他们是否就不需要负起责任呢?事实是,民事充公是“要钱不要人”,钱进不进个人户头无关紧要。


此外,被奉为“权威”的《砂拉越报告》,曾“揭露”纳吉挪用1MDB资金,捐了9千万令吉给伊斯兰党。但是,反贪会的名单,却没有伊党在内。


根据希盟过去几年的宣传,民众基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1MDB丑闻涉及严重的刑事罪,涉及者都应该被判坐牢。但是,反贪会为何却选择民事充公来处理?


越来越多群众不耐烦
这当然有其理由。希盟能够击败国阵,1MDB课题的效益功不可没,而选民反纳吉就是希望在新政府之下,纳吉会因为对他不立的“铁证”如山,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被定罪。可是,一年多的时间过了,1MBD的案件还没开审,越来越来多民众也开始不耐烦了。


纳吉在SRC案件里,面对的是刑事控状,主控官需要以“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高标准,说服法官判决纳吉表罪成立,纳吉需要自辩。相比之下,民事充公与其它民事诉讼一样,需要较低的门槛,也就是“优势证据”(balance of probability),起诉人要能说服法官他的确是“受害者”就足够了。不管怎么样,要是诉方胜了,法官通常都不会谕令答辩人根据诉方要求的赔偿数额作出赔偿(也就是数额一般会比较低)。政府选择民事充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局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做到“排除合理怀疑”。


一般人不会理解反贪会的民事充公行动,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而被追讨的个人与单位,可在法庭抗辩。从这个角度看,反贪会最希望的是被追讨者在权衡得失后,放弃在法庭抗辩的权利,把钱退还!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追讨者认罪,而纯粹是要“省麻烦”—如果所得不多,何必花比所得款项更多的律师费呢?


正如上面所说的,1MDB仍然是个打击纳吉及国阵的课题。即使我们从法庭目前的审讯来看,仍然无法证明这笔钱与1MDB有关,更不用说被“偷”,还是能够让某些人继续关注这个课题,分散他们对希盟政府领导的注意。
为什么不跟纳吉要钱?


而按照1MDB的宣传,纳吉才是问题的根本,纳吉被指为盗贼,但当今政府要钱不跟纳吉要,为何要牵涉到其他个人与单位?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尤其是以非常重视教育的华社视而不见?


因为存在这些基本的疑问,在反贪会发布的消息出街后,就引起了好几个一般人都能了解的问题,其中,同属一个集团的两家衣服及布匹公司,在获悉它们“榜上有名”后,指出这笔钱是用来购买其公司的产品的,而纳吉在其面子书贴文指出那笔5500万令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及政党支付给有关公司以购买布裙及其他用物,在开斋节期间分发给全国超过7000间清真寺的14254名阿訇,138746名理事,而这活动维持了几年。


汽车公司纳扎(Naza)卖了四辆车,收入27万令吉,竟然也在名单内!这些车辆是给非政府组织充作福利慈善用途的。


受益者是人民和群体
几个隶属政府的基金会,例如Permata基金会、敦胡先翁基金会、社会发展局(Kemas)及前职员协会基金会都在名单内。这些基金会的受益者,都是不同层次的人民和社会群体。


或许,很多人不了解政府除了直接通过政策来扶助人民,往往会通过间接的管道如非政府组织(包括华人的社团组织)、政党甚至是个人等协助人民,而对反贪会的行动鼓掌欢呼。


如此的情况,政府是不是要这些最终受益者把所得的款项、汽车、衣服还有其他物品及服务甚至是回教堂归还给政府?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反贪会向法庭提出民事充公的申请,不要说辩方的律师,甚至法官也会提这些基本问题。


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财政部部长林冠英就表示,如果这笔钱是用在人民身上,就不必退还。他不忘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有,在有关民事充公的消息出街后,就出现诸如受惠的朝圣者需不需要把钱退还等疑问。


持平而论,要是政府能够依法拿回被挪用的公款,是值得肯定和支持的,但是我们想看到的是一切依法办事,同时也考虑到这些行动对整体经济及社会的影响。好像洗钱及反恐资助法令,最大目的是要在源头上阻止非法活动受益在民间消散,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于事无补之外,对那些无辜的受惠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毕竟,那些支持希盟的选民,就是想看到新政府新气象,不想看到政府过于集中继续炮制一些话题,浪费政府的资源,而忽略其管理国家的责任。假定这些民事充公百分之百成功,拿回的款项能抵消甚至超越政府所耗的资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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