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长久维持马中关系 需恪守对外政策原则

·2019年06月01日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45年前的5月31日正式建立邦交。整体来说,华社因为基予民族情感以及商业贸易的考量,比较热衷于庆祝马中建交。但是,建交的历史越长,我们往往就会忽略最初建交的困难,也忽略了马中建交对现今区域甚至国际关系的影响。


因此,回顾历史了解促成马中建交的时代背景的同时,我们也需关注现今与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毕竟,马中建交的时候,中国是个比较单纯的“人口大国”及“地理大国”,但是在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推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不只仅仅是人口和地理大国,也是经济及军事大国。


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68年末代表共和党,击败了代表民主党的汉弗莱(Hurbert Humphrey),赢得美国总统选举,1969年正式入主白宫。


在出任美国总统后,尼克松认识到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和当时的苏联会是他任内及在他之后的政府决定世界是否和平共存的唯一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美国过去与苏联之间的对峙,例如中东、北越(现今越南的一部分)、古巴、东欧等地的对峙,苏联占了上风,美国已经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


美国期望看到中国与苏联分裂
在何种情况下,情势才能有利于美国?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唯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分裂,才是关键因素。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巴基斯坦总统阿育汗在1964年曾劝他务必访问中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他在1960年代以平民身份访问亚洲所得到的印象。1967年,他在具有影响力的《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提醒如果美国不验证看待中国的现实,中国将会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尼克松那么积极想要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亲近,事实是看到苏联与中国虽属共产主义阵营,但两者反目,美国可利用中国来平衡苏联。其二,与越战有关。美国陷入越战泥潭,意识到要脱身不能靠河内政府,而是苏联与中国。这两个国家对北越有较强的影响力,可让越战“越南化”,美国才有希望从越战脱身。


其三,与美国国内政治有关。与尼克松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的洛克菲勒及后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都主张美国应该与中国接触。为了稳住本身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他选择了先与中国接触。


展开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基于以上因素,美国在尼克松掌政的时候展开与中国关系正常化。1971年初,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第三国(即罗马尼亚与巴基斯坦)表示美国如果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与方案,中国愿意接待美国特使。美国回复后,中国正式致函邀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北京,以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


在致函基辛格之前,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下令政府邀请美国兵乓代表队于四月前往中国,开始了“乒乓外交”;美国方面也释放善意,宣布取消对中国实施了20多年的贸易禁令以及其他措施。


通过非常秘密安排,基辛格经由巴基斯坦,在1971年7月9日至11日访问中国。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便作下了一些重要承诺,其中包括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独、“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美国将在中南半岛战争结束后,从台湾撤出三分二驻台美军以及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同时,基辛格还承诺尼克松会在第二任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切安排妥当后,尼克松在隔年的2月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两国承诺会为外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努力。美国认识到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并对此不表异议,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这使得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也就是台湾问题)暂时搁置,使得重新开启两国在贸易以及其他领域间的接触与合作成为可能。


1979年才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5月,美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在华联络办事处,而中国政府也在华盛顿设立类似的办事处。不过,尼克松在中选连任总统后因“水门事件”面对国会弹劾而自动辞职下台,让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好事多磨。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再次确定美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不久便重申《上海公报》的重要性。1978年12月15日美中政府宣布,两国商定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並建立外交关系。


以上的冗长的篇幅叙述美中建交的历程,主要是说明国际政治里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全都非黑即白。


从美中建立邦交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敦拉萨领导的政府,表面上紧跟美国的步伐,但事实上也有本身自己的考量。
与尼克松一样,敦拉萨认为中国是个不应该受到忽视的国家(也就是不能忽视中国存在的事实),但是敦拉萨的理由与尼克松的想法的根据是不一样的。敦了解到马来西亚只是亚洲的一个小国家,因此不能忽视当时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国,也不能忽视存在了2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


乒乓外交传建交意愿
在1971年9月23日,我国宣布支持阿尔巴尼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合法地位)的动议。其实,早在1970年10月,副首相敦依斯迈在联合国倡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列强保证东南亚成为中立区。1971年,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第一个大马贸易代表团访华。11月3日至14日,亚非51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队受邀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马来西亚是受邀请的队伍之一。而当时带队的敦曽永森扮演了信差的角色,把敦拉萨要与中国建立邦交的信息传达给中国政府,得到非常正面的反应。


到了1972年,马中双方正式开始谈判建交的时候,中方的代表已经到了联合国,双方因此认为在联合国谈判最为适合。因此,马中官方正式谈判是在1972年4月开始,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黃华与我国驻联合的首席代表查加利亞(Zakaria Ahmad)在纽约会谈。


即便当时有这样的国际氛围,但是能够与中国建交,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根据敦曽永森的回忆,周恩来当时会见敦拉萨的时候表示“这次马来西亚能够在东协(东盟)国家里,第一个跟中国建交。在你们现有的这个环境及内部所存在的问题想达成,这是很难得的。”


难得之处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马来西亚在东盟成员里头,是个小国。虽然比新加坡(汶莱 迟至1984年1月才加入东盟)大一些,但比起其余的三个创始国印尼、泰国及菲律宾还是个“小弟弟”。东盟国家之领导层大多对共产党较敏感,而这个机构领导权又长出现一些小误会。马来西亚能够成为中国建交的第一个东盟国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国内种族结构问题带来的困难
其二,当然是我国国内种族结构问题。在所有东盟成员国里,我国受种族影响的程度最大,也最困难。当时的新加坡有80到85巴仙的种族是华族,要处理比较容易。而在菲律宾、泰国亦有两三百万名华人,但是从比例来说是比当地的主导民族少了许多。马共绝大多数成员是华人,这在马来西亚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即使到了今天,种族还是马来西亚面对的最大、最困难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去年的全国大选前,希盟领袖为了赢得马来选民的支持,声称纳吉领导的政府引进了大量的中国资金与合作计划,是卖国之举。在击败国阵,执政中央政府后初期,希盟政府仍然不友善的对待中国在马的投资及合作计划,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政府态度改变的趋势,宣布恢复东海岸铁路及大马城计划就是其中的例子。


马哈迪本身也公开表示会进一步加强马中关系。这都是我们应该欢迎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中国能为我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更是我国与中国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延续。


大家需要记住的是:即使国内政治演变,出现了政党轮替,但是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广交朋友保持相对中立
就国际政治来说,当年的马中建交体现了马来西亚“广交朋友”及保持相对中立不建立军事联盟的立场的原则,其中一个重大影响,即维持了东南亚区域的稳定,也阻止了共产主义扩散到整个亚洲,让东南亚区域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专注于发展经济。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1953年提出“骨牌理论”,也就是一旦共产党控制了印支,亚洲其他国家也会像骨牌一样倒下,都成为共产国家。艾森豪威尔的“理论”,无疑的是建立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基础上,但是马来西亚是个小国,和平和稳定才是促成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


此外,一国的外交政策,必需是一贯的,而不是反反复复的。国际政治,有自成一套的规矩。在国内,政治人物代表个人及政党可以对着国内群众信口开河及天花乱坠,国际舞台却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看到,希盟政府为了展示与国阵政府大不同,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在执政初期高调的取消或检讨前朝政府与外国政府签下的合约,已经负面的影响到外国政府包括中国对我国政府的信任。不幸的,这样的信任需要长期的培养,但是在短期内要重拾不信任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庆祝马中建交45年并祈望两国在未来的关系不断发展之余,我们不要忘记地缘政治对我国的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从地理来看,中国是最靠近我们的大国。敦拉萨在近50年前已经看到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因此勇敢的带领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向世人证明马来西亚愿意与各个国家为友,尽量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要与任何一个国家靠得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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