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旧问题民众基本思维没有改变 困扰“新马来西亚”

 ·2018年7月28

509变天后,我们进入所谓的“新马来西亚”—一切都充满希望,一切都与过去截然不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些从基本人权及自由开放的角度来审视“新马来西亚”的“开明人士”而言,感觉良好的氛围已经慢慢溃散。


其实,不需要问阿贵,这是人之常情。人们对新政府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可以像信仰宗教般的来相信一个政党。但是,所谓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对希盟政府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失望就会越大;不过有些人很早就看到,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个换个政府,表现好坏,还有待观察。


有的没变好 可能变得更糟

对希盟寄望很高的人士,以为“旧马来西亚”摆脱不掉的几个问题,在进入“新马来西亚”后很快就会消失。但是,情况并没他们想象的美好,改善还没看到,倒是先看到“倒退“的迹象,有的不但没有变得更好,还可能变得更糟。


其中有三个案例,就让好些人感到忧心忡忡。

第一个案例是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阿都拉曼的新闻官奴玛阿非非(Numan Afifi Saadan),因为他的性取向以及他作为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人(LGBT)活动分子,在压力下被逼辞职。赛沙迪无法挽留他。

第二个案例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律师法蒂雅纳瓦(Fadiah Nadwa Fikri)因为发表有关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依不拉欣及皇室(主张追求没有皇室的共和国并没有错)的言论而在煽动法令4(1)条文以及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下被调查。过后,她在和平集会法令第9(1)条文被警方召见,这事关支持她而举行的声援集会。

第三个案例,一个41岁而且已经有两个妻子及数个小孩的男性,与11岁的小女孩结婚而被罚1800令吉。他不是因为与未成年者结婚受到罚款,而是因为他与小女孩结婚没有获得我国回教法庭的允许而被罚。泰国当局过后发了结婚证书了事。针对这个课题,副首相兼妇女、家庭及社会部部长旺阿兹莎表示,回教徒童婚并没有违法,对此个案政府无能为力。


第一个案例涉及的是有关人民拥有本身的性取向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宗教;第二个案例,表面上是涉及人民的言论自由,但是还包含了质疑马来人统治者在《联邦宪法》的责任;第三个案例表面上牵涉稚龄儿童享受作为个人的权利,但同时也关系到穆斯林对童婚的争议。


需谨慎处理免拿石头砸脚

总说一句,上面三个案例,两涉及宗教,一个涉及马来统治者。不得不加一句,马来人统治者是伊斯兰教的在联邦宪法意义下的“护法”,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这其实是对整个马来政治体制的挑战,不管是执政党的巫裔领袖,他们还是国会在野的巫基政党的领袖,对这些课题都要谨慎处理,以免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市面上开始出现对“新马来西亚”失望的选民,在509全国大选支持希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以为希盟会比国阵更加注重人权方面的问题。他们看到国阵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缺乏政治意志力(political will),或者根本把人权视为可以随意踩踏的东西(特就是思想保守)等等,因此寄望希盟能够做到国阵所不能做到的事。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天真的。讲难听但比较贴近事实的话,所谓的“新马来西亚”总说一句只不过换了个政党联盟执政以及政治版图的改变,马来西人的社会属性并没有改变。这个所谓的社会及文化属性,简单的讲就是人的思维行为价值观,而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任何政党都需要这些人的意愿为依归—政治意志力,不是孤立存在的。选民决定它们是否有权力组织政府。


换句话说,单靠政治意志力,完全不顾虑实行政治意志力的政治代价(最严重的是失去政权),是很多政治人物不做的事情。例如,纳吉不退缩的推行消费税,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意志力,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那些初次掌权,有的还当了官的,会那么积极的展示他们的政治意志力吗?


告别“旧马来西亚”一厢情愿

以上的三个案例,毫无疑问的证实了这一点。那些认为换了政府,等于整个社会也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或者即使没有翻天覆地的改变至少有些改变,告别“旧马来西亚”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以童婚为例,旺阿兹莎说法,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属于州法律的权限,联邦政府无能为力,从法律上来说(就是说回教法庭有一定的自主权,联邦的刑事法典未必用得上)并没有错。国阵时代如此,希盟执政的时候也是如此。


那些从人权及非宗教法庭的角度看童婚的,认为执政党需要有政治意志力与各州马来统治者与州政府接触,强调儿童在这块土地上受到保护。他们认为,这个涉及娶女童的多妻男性,为什么没有在性侵儿童法令与/或刑事法典下被提控?


以上三个案例,再加上诸如非回教徒出任总检察长与最高法院院长、政府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等涉及马来文作为国文的课题起的争议,并没有因为有人高喊“新马来西亚”而销声匿迹,相反的却有不可忽略的爆发力。


马来西亚是个族群社会

这其中关键,其实就是《大马华人周刊》不厌其烦的提醒读者,马来西亚是个族群社会,不是个公民社会,族群认同仍然是我国政治的主流,因此凡是涉及或者印象感觉是涉及族群的课题,都会成为具争议的课题。


其中,我国的主导族群马来同胞,宗教、种族、语文和马来统治者,是这个族群认同核心,毫不夸张的说是“四位一体”,因此任何对这些核心的挑战—不管是真实的亦或是想象的,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安。以上三个案例之所以会引起关注,关键不在于新政府缺乏政治意志力,而是上述主导政治议题的决定因素没有改变。


执政的希盟成员党,都没有摆脱族群的框框,希盟的盟友(好像沙巴的复兴党),跨不出地域界线;内阁的排阵也是如此,委任自称马来西亚人的华人为财政部部长,在联盟/国阵时代就有,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华社期望的副首相职位没出现;华裔部长的人数,比不上国阵最高峰的。而委任非穆斯林任总检察长即使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抗议,但却不是破天荒的举动。最高法院院长由土著基督徒出任,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个土著。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现在也成为常识的,希盟赢得绝大部分华人选民的支持,却只赢得不到30%马来选民的支持,这使到该联盟里的巫基成员党(人民公正党、土团党以及诚信党)没有本钱在言行上倾向非马来人,更遑论要做出违反马来人权益的政策—因此,在上述的三个案例里,我们看到的人民公正党、土团党及诚信党,要嘛保持沉默,要不然就是“维持现状”,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们要考虑到马来社会在这些课题的主流意见。


马来社会的主流意见是:搞同性恋或双性恋,是不符合宗教教义的、质疑马来统治者地位是违反宪法的以及童婚是回教教义所允许的。


被批评的对象也有他们的基本人权

华人社会还有一些少数的“开明马来人”可以同声同气的反对这项违法人权(包括自由发表言论的基本人权),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抨击似乎是不关心人权的保守极端,但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批评的对象,也有发表意见的基本权利。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从宗教道德来看上述三个案例的;他们当然也会从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来捍卫反对宣传同性恋的权益与童婚的权利,也可从政治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来捍卫君主立宪的制度,甚至采取一些行动来捍卫这个存在已久的制度。


很可惜的,大马一些国民自以为是,带着人权自由开放的有色眼镜,把一些不符合他们世界观的种种事物,当作是落伍极端保守的,加以夸大。其实,这些人表面上观点开明,但是在他们以明显带有偏见的形容词来抨击那些以宗教及种族来看问题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假开明或者更加严重的让人感觉他们是开明的。


从宗教或种族看一些问题,固然有一定的局限,难道从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角度看问题无任何局限?


稍微懂得欧洲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人权自由在西方社会能够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是经过好几百年的斗争。其中,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1483-1546),在1517年,写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反对他认为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赎罪卷。这无心插柳的举动,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打击欧洲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让民众开始强调个人信仰的独立,解放了自己的思想。接下来的两三百年,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影响迄今的改革,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等。


人权民主自由角度把问题夸大

我国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从其历史发展来看,没有经历过天主教般的宗教革命,因此有些人动辄拿西方式的人权民主自由来批判一些他们认为是落后和违反人性的事件,对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助益。我们认为,相关的非政府组织,需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接一代的坚持。


另外,从人权民主自由的角度把一些问题夸大,往往会忽略了一些我们其实有必要珍惜,但是却视而不见的“宝藏”。


多语言教育源流制度,其实就是展现我国各族互相容忍接受的其中一个“宝藏”,放在国际的层面来看,更是非常罕有的现象。有的国家,可以为了语文课题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我们的国家,多语言源流教育虽然是个有争议的课题,但整体来看还是共处共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当作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资产,广为宣传;而把它只是当作是捞取政治筹码的课题,那不是自我窄化了吗?


宗教信仰也是百花齐放的。即使没有正式统计,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的说非回教徒大大小小的膜拜场所数量,不会输给回教徒大大小小的膜拜场所。而几个主要宗教的膜拜场所可以在同一条街“和平共处”,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我们看到有心人把一些孤立的事件,当作是我国宗教之间越来越无法容忍的“证据”。这是很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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