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公民社会遥远 族群社会尾大不掉 华团何去何从?

 ·2018年8月25

根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大大小小近8,000个华人社团。“华人社团”顾名思义,是华人的社团组织,不是跨族群的社团组织。即使有些社团偶尔会举办跨族群的活动,如对话交流等等,但还是摆脱不了以华人族群为本位以及搞小组织的劣性。


摆脱不了以族群为本位,是我国仍然是个族群社会使然;搞小组织的劣性,则是华人的“诸侯割据”的文化心理,始终都要受到我国族群社会现实的限制。


因此,多年来有人不断夸夸其谈华人社团是我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又有人说华人要摆脱种族政治,但是实际上这些华人社团的存在,是种族或者族群政治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


社团组织维系华人特征

华人社团最主要的功能,是维系华人身份认同,保持华人作为华人的特性。要是我们真的超越种族,这些华人社团绝大部分都没有存在的环境;或者至少转型为比较有“公共性”的社团组织。


但是,华人社团还是“老样子”,证明华人根本就没有意愿跨出族群的框框。所谓的“超越种族”,只不过是个政治话术,是华社自欺欺人。实际上,因为受到长期的灌输,很多华人特别年轻一代的华人,都把种族政治当作是“邪恶”;任何以种族为号召的政党都同样是“邪恶”的。讽刺的是,他们却对华人社团的种族本质“视而不见”。


当前历史较悠久的社团,有超过百年的。这些社团(特别是地缘性质的社团)创立的初衷,是协助华裔同乡,适应新的环境(包括安排工作、提供落脚的地方),获得生理及心理上的安全感。发展到了某个阶段,南来的华人数目增加了,新的需求应运而生,一些华人社团的功能也就扩大了,但许多还是保留一些传统的功能。


华人社团的功能,一般都局限在联系乡情、传承文化,有的则通过派发会员子女奖助学金、施医赠药等。有的则尝试跨出去,要扮演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例如在一些涉及“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平等公正等议题,发表文告、举办讲座、研讨会、对话会、展览会等等。


脱离不了以华人为本位

不管社团功能怎样增加,但是仍然脱离不了以华裔为本位。例如,1949年2月成立的马华公会,本来是个照顾华人福利的组织,不久之后演变成为一个华人政党,但还在很大程度保留着一些它作为福利组织的角色(“服务”是关键字眼)。


经过2008、2013以及2018年三次全国大选的洗礼,马华已经明确的被华人社会唾弃;未来,马华会不会重新成为以“代表华人”为己任的政党,看来不乐观。该党没有了政府的资源,在提供服务后,却得不到华人的认同,而获得近100%华人选民支持的民主行动党,会不会、能不能取代马华?


可以确定的,火箭的议员及地方领袖,不全是华人。即使是华人,有的看来也不愿意领导华人社团;而民主行动党,不是由华人社团组织演变过来的,但是它(还有人民公正党)会不会成为民政党的“翻版”—也就是华人议员,同时是地方社团的活跃份子,是值得注意的。


在马华的势力还相当强的时候,很多华人社团,与马华是分不开的。这些华人社团的领导,很多是马华领袖或党员。马华在2018年全国大选,输到只剩下1个国会议席,两个州议席,意味着华人社会现在已经不稀罕马华的“服务牌”。


按照第14届全国大选华人选民投票的倾向,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很多马华领袖及党员,“背叛”—而且是大规模的的“背叛”了本身的政党。要是他们要继续以马华党员或身份来领导地方上的华人社团,是非常具讽刺的。按常理,如果一个党员无法强烈认同党的斗争方向,其实有必要退出有关政党。这是事关党纪,当然也关系到一个人的品德—吃里扒外,可不是值得推崇的。马华要成为一个党性强的政党,看来现在是“清理门户”的时候了!


马华及民政党受到华社的唾弃,是不是意味着华人社会已经“超越种族”?是不是意味着以华人为本位的华人社团,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又或者,现在也正是华人社团组织更加“独立”的关键时刻了?


社团基本上都属于联谊性质

我国华人社团组织数目多,但真正活跃的不到总数的5%;而在这5%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华人社团数目其实不到十个。在教育上,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董教总;谈到文化社会,让人联想到华总,而谈到商业,有人或想到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及马中经贸总商会;专注人权民权课题的,则有华总下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其它社团组织,基本上都属于“联谊性质”,也就是把政治放两边。


事实上,社团固守其联谊性质,并非坏事。华人为什么到现在还能保持其特征?社团组织向政党,尤其是像马华这样的华人政党“施压”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也就是说,在关系到华人权益的课题,华人社团是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力量,恰恰是因为华人社团组织的“社会性”强于“政治性”。


我们不要忘记,国家其实是由多个社群组织起来的;各个社群各有各的精彩,而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性”最强—这可从华人社团数目之多作为证明。严格来说,华人政党与华人社团组织其实应该分工合作,各自发挥本身的角色。自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推出后,马华作为一个政党,给华社的一般感觉是“失灵”,认为马华无法把华社的心声带到制定政策的中心,也就是无法影响到当时的执政党国阵。


社团派“代表”进政党的越界行为

马华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为了纾解这个压力,搞“经济自强”活动以及深入华社的活动;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以董教总为代表的华人社团,在政治上不甘寂寞,先后“打入国阵,纠正国阵”以及加入民主行动党。华人社团的这种政治行为,其实是“越界”行为,以为可以通过“委派代表”在政党里延续它的斗争以及实现斗争的目标。不管是经济自强还是涉入政治,都以失败告终,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了解华人社团发展的人都会知道,在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期,华裔商人李延年是多个重要华人社团的最高领导人,其中包括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会长、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席等等。因为他在华人社团的显赫地位,有人称在那近十年的时间内是“李延年时代”—这其实也是我国独立后,出现如此德高望重的华团领导人,可说无人能出其右,之后再也没有那么有影响力的华团领袖了。从领导华团,李延年自然的需要在涉及华人权益的政策“代表”华人讲话,但是却给当时的首相敦胡先翁泼冷水。华团的“诉求”与政府的政策,是有矛盾的。


进入1980年代,马哈迪第一次任相的时候,社团法令定下规矩,要求社团在“政治性团体”或者“联谊性团体”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当时的情况,出现政党操纵社团的“威胁”,一些华人社团提出“关心政治,超越政党”,试图保住其更大的独立自主。


在1999年全国大选,华人社团联合组织在大选前发出“大选诉求”,大选前得到马哈迪原则上的认同,但是在大选过后,马哈迪反咬一口,把提出“诉求”华团,与共产党和回教极端组织“奥玛乌纳”相提并论。他声称这些华人社团以“诉求”来挟持他。当时,因为安华被革职,而其后的“黑眼圈”在各媒体广为流传,马来选民反马哈迪的情绪高涨。敦马在大选前答应接受“诉求”,目的明显的是要华人选民的支持。那一次大选,华人的确以选票报答马哈迪对“大选诉求”的原则上支持。


社团直接与政府对抗得不偿失

即使华人社团联合组织声称所提出的“诉求”含有普世价值,但是它忘记了我国是个名副其实的族群社会,国家政治直到现在还是“族群政治”;这个诉求因为是以华团的名义,而且是在马来选民反国阵的时候提呈给马哈迪的,自然会被马哈迪当作是“华人的诉求”,在他弱的时候“要挟”他。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华人社团绕过政党这“桥梁”,直接与政府对抗,当然要授人以柄,得不偿失。


学者对利益团体和政党的研究,一般都会指出利益团体的存在,是尝试影响政策,而政党的最终目标则是执政。按这个思路来看,利益团体要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在大多数时候需要实际的做一些工作,例如与有关政府部门负责官员对话,提供官员可能不了解的事物等等;可能的话,也可以和政党的相关负责人多沟通。


讲到底,要是真的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个人或组织宣传,不应该急在一时。


很多具争议的课题,特别是那些涉及像华人的族群权益的课题,无需大事张扬。我国华人社团的毛病,就是喜爱通过报章(主要是华文报章)向政府“隔空喊话”,反而会弄巧反拙。


大家也都知道,民主行动党在野的时候,总是爱炒作一些课题。要炒作诸如华小拨款、华小师资、华裔中学优秀生进不了热门科系、统考课题,炒作者没有必要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却可以随意断章起义的鼓动华人社会的情绪。他们并不是有心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成为执政党后,同样的课题要他们去处理,他们才能体会个中滋味。有些华人社团组织,即便与有关争议的课题没有联系,却为了达到宣传目的,与有关政党起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华人社团在新的政治形势要自我调整,首先是为自己在族群社会里要如何定位,不至于让自己也“政治化”,为政党所用。其二,是如何继续发挥社会角色,吸引更多华人年轻一辈参与,加强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其三,如何在保持身份认同之余,建立更多跨族群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得承认,目前的华人社团,是在族群社会的环境里运作的;要建立公民社会的皱型,得先从跨族群、跨文化、跨宗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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