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对《郭鹤年回忆录》反思——经济脱离不了政治

 ·2017年12月9日

名满天下,但是处事异常低调的马来西亚首富丹斯里郭鹤年,在94岁的时候出版了有生以来第一本回忆录。他的回忆录的摘录,先在他曾控制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连载,即引起极大反响,纸媒与网媒竞相转载。郭鹤年在他的回忆录里,触及非常多的课题,但是能够引起我国华人特别兴趣的应当是对东南亚华人,特别是我国华人的观点。


与我国历届六任首相皆有交情的郭鹤年,形容华人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为东南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这个区域的无名英雄,他们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骨子里有文化的力量。他认为,尽管印度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华人才是建设经济的主要力量。


领导人强大恶棍一夜间消失

不管怎么样,他在赞许华人的同时,也指出华人有害群之马。他说,华人帮助建设了今天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但是同样也让“恶棍”肆无忌禅 。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是领导人的软弱。他说:“如果领导人强大,所有这些恶棍都会在一夜间消失。”


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这些恶棍被绑在两条钢索上,一条在李光耀的左手,另一条在李光耀的右手。”他认为:“在这些不受欢迎的元素受到控制后,看看新加坡利用海外华人的力量所达到的效果。”


郭鹤年上述针对海外华人的观点,我们耳熟能详。但是,郭鹤年因为与我国历届六任首相都有交情,会比较有“权威”。郭鹤年在柔佛出生长大,与巫统第一任主席翁查化家族是世交;翁查化的儿子胡先翁(我国第三任首相)是他的同窗好友。郭鹤年表示,敦胡先翁是与他关系最密的首相。

他在回忆录里叙述到与胡先翁的对谈,很有象征意义。


“你有三个孩子,老大是马来人,老二是华人,老三是印度人,我们一直看着老大比老二和老三更受宠;胡先,假如你在一个家庭里这么做,你最大的儿子长大后会被宠坏。他成年后将会夜夜笙歌,因为爸爸宠爱他,而第二及第三儿子感觉到受排挤,长大后会硬如铁钉,年过一年,他们也变得像铁块般强悍,最终他们将会更加成功,而老大也会更加失败。”


马来人不能接受不分肤色的方程式

郭鹤年要求不分种族、肤色以及信仰的善用人才,并拜托胡先翁采用及尝试这个简单的方程式。胡先翁即使是个有高度诚信的老实人,但他表示马来人现在的心态不能接受这样的方程式。就《大马华人周刊》所了解的,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关系密切的敦曾永森,曾以“慈母多败儿”提醒敦拉萨需要注意用意良好的扶弱政策(新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可惜的是,敦拉萨早逝,随后的新经济政策乖离了本意。


郭鹤年认为,政府规定上市公司至少30%股份需由马来人掌握的政策等同于打劫。他说政府制定了简单的架构,但这架构充满漏洞。他也认为政府急于缩小马来人与华人的经济差距时采取了有害的捷径。他说:“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使得种族主义越来越丑陋。我清楚看到1969年以后的领袖所追求的道路是危险的,但任何人不怎么愿意听我的话。”

总说一句,郭鹤年的“绩效”思维,对治理国家的信念与李光耀是一脉相承的。他以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成绩,与马来西亚对比。但是,既然新加坡讲绩效,那郭鹤年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选择新加坡发展他的商业王国?


据他在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1970年代将其商业基地迁移至香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加坡和大马政府征收的税率太高。他坦率的说,他以低税率的香港作为其商业基地,纯粹是出于理性的考量。换句话说,确保保留更高盈利,是商人的逻辑;马新两国相关政策不符合他的商业考量,他当然就得找个比较适合的地方去发展。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促使郭鹤年把商业大本营移到香港的动因。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以精英主义为施政的主导思想,却因为过高的税率而无法吸引郭鹤年。因此,我国华人有必要厘清这一点,不要简单地将郭鹤年的观点当作是“真理”。


管理商业与治理国家有非常大的差别

我们不可否认郭鹤年对马来西亚的前途的真切关心,但我们同时要指出的是,商人的逻辑与政治人物(特别是掌权者)的逻辑,可以有重叠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互相排斥(mutually exclusive)的地方。能够管理商业王国,成为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与管理像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有非常大的差别。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肯定,东姑以后的两位首相—敦拉萨和敦胡先翁,不会不知道扶弱措施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不管是敦曾永森、郭鹤年或者其他人对执政者的谏言,历届首相不是不懂,但是我国首相不是独裁者,每隔五年就得由选民“审判”。这是执政者所面对的两难;执政者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是最理想的方法,但是是可行的方法。


就此而言,我们要问:假如有比好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扶弱措施更好的政策,联盟/国阵会采纳新经济政策吗?这不是个假设,而是执政党需要考虑到攸关国家存亡的课题。而制定这个影响深远的政策,国阵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而把新经济政策的期限,定在1970年及1990年,就是要留下未来首相决定政策去留的空间。


另外,新经济政策即使在许多方面限制了非马来人,特别是华人在经济的发展,但是华人并没有因此失去发展的空间。其中,从新经济政策衍生的“阿里峇峇”商业合作模式,让不少华人受益。


我们都知道,新经济政策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但是其精神多多少少还是延续下去。


新经济政策有没有正面的效果?对批评者而言,是一无是处;但就事论事,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东姑是个开明但过于理想化

其一,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是个开明及过于理想化的首相,他希望做个“世界上最快乐的首相”。他相信自由放任。相信这个国家政治归马来人管,华人搞经济,国家会有美好的前途。后来的发展证明他的想法是天真的,而且对国家发展极其不利。1969年513事件会爆发,关键因素在于族群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华人通过选票要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是火上加油。而在这火上加油的,正是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马来西亚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让华人以为可以在政治上与马来人平起平坐。


马来人可以和非马来人分享政权,但是非马来人要主导政府是马来人无法接受的底线。这在东姑时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即便是继承了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林吉祥,在国会在野党处于最强势的时候,还不得不一再澄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首相。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这个族群政治变项当作不存在,夸夸其谈“自由竞争”。另外,郭鹤年有提到数次捐献马华,其中一次是捐2千万令吉救陈群川。放在当时的环境来看,马华的确是华社的代表,郭鹤年捐助马华是顺理成章的。


其二,私人公司企业可以讲绩效,因为公司企业属于老板。老板给员工薪水,期望众员工能为公司做出贡献。公司企业可以通过“奖罚”制度,来激励员工。公司企业怎么发展,老板说了算。我们也知道,有些公司是由多名股东组成,什么重要决策,基本上是大股东的股权说了算。所以,如果要比喻的话,股份有限公司倒可勉强用得上,但是老板是股东(人民),不是管理者。管理国家的政府,受人民委托。那么,国家管理的绩效以什么为准?满足大股东(马来人/土著)的利益是重中之重,但不破坏小股东(非土著)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鹤年眼中的绩效,是一般公司管理的绩效,而不是政府的“绩效”。


不可否认,政府在确保得到足够的选民支持以便能够继续组织政府之余,还要兼顾国家的整体发展。


培养马来中层阶级为社会稳定基础

马来西亚的发展,在东南亚国家是比较特出的。有论点却认为,要是马来西亚没有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种族歧视”政策,马来西亚的发展会比现在好很多。这只是一种没有实证的说法。看看东南亚其他国家,除了新加坡外,其他国家多年的经济发展远不及马来西亚。按上述说法的逻辑,这些国家没有像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应该比马来西亚好才对。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发展却比不上马来西亚?


关键因素,还在于这些国家要嘛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要不就是因专制封闭而发展非常缓慢,而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培养了一群中层马来人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础。要是马来西亚没有新经济政策,或者更糟糕的是在513事件发生国会被长期中止,改由军人统治,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社会会稳定,社会经济得以取得长足的进展吗?国家不稳定,不利国家的发展;我国发展到现在,可以允许更多异议。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国会在野党借此相对开放的大环境,滥用他们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因此激发另一轮“马来人保护主义”的浪潮?


新加坡“精英主义”的弱点

其三,郭鹤年抬举新加坡的绩效与“精英主义”,根本上是以“华人比马来人优秀”为前提。但是,“精英主义”为主导的政策,效果也不全然是正面的。


李光耀以“新加坡人的新加坡”,铁腕统治(郭鹤年的“钢索论”十分形象的反映了这一点)新加坡,推行绩效和精英主义,培养最最优秀的人才,一切以经济效益为考量。但是,在推行绩效与精英主义过程中,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对新加坡人带来不少的破坏。首先是那些一般的新加坡人,觉得政府刻意培养精英,是对他们的歧视(不受重视)。其次,就是华文学校被关闭。第二第三代新加坡人出现了认同危机(中华文化的根基浅,要融入洋人的英语世界又格格不入)。其三,因为李光耀的高压统治,新加坡人在政治上唯唯诺诺,让更多新加坡人缺乏归属感。


这说明不管是扶弱政策还是精英政策,都不能确保人人都满意。另外,在李光耀眼中“不够水准”的华文学校,都得以“国家至上”的名义下关闭;而且,这是拥有75%华人,由华人统治的国家。其三,我国的政治气氛,即使在马哈迪当首相的时候,都远比新加坡好。


总而言之,郭鹤年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与前途,讲的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们更想看到的是他能够提出比他认为“走错方向”的政策的替代方案。东姑时代的“自由放任”证明不能在马来西亚存在;绩效及精英主义有新加坡为前车之鉴。还有比这更适合我国国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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