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破天荒的政权轮替的变与不变

 ·2018年7月7

2018年5月9日全国大选“变天”,乐观的人士马上以这历史标杆事件为根据,认为我国现在是“新马来西亚”,对我国前途充满了希望;比较悲观的则觉得这次“变天”,破坏了前首相纳吉推行的转型政策,而国家并没有如想象中的变得更好。


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得说一句:放长远来看,这两种看法可说都是言之过早。毕竟,政权交替不到两个月,我们可以马上看到的是政府换了,新的政府也宣布了一些政策(比如把消费税降到0%)、重要机关出现了人事变动等等,但是基本上还未“尘埃落定”,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性。


“蜜月期”给新政府表现

保持乐观想法的民众一般上也在观望,给100天的“宽限期”(或者“蜜月期”),让新政府有时间表现。持悲观态度的,对509“变天”后,股市大跌、令吉兑换美元下跌、完整的内阁名单迟迟没有出炉,政府无法拟出发展国家大方向等等,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忧虑。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群体因为有各自的整套理念、态度、风俗习惯及行为,因此对我国第一次出现政权轮替,有不同想法和感觉,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这一次的政党轮替,对我国的整个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冲击,但是没有破坏。


文化是比较稳定,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但是很快的融入原有的文化组成部分,人们一般上不会感觉到突兀。相比之下,文化会遭到破坏的情况非常少。历史上常见的就是在战火连天,战胜一方要是愿意的话,可以通过重组学校、改变教学媒介语、重新训练教员以及禁止在地宗教等等行动,再造战败者的文化。


另外的情况就是疾病肆虐或者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平民百姓连基本的生存的条件都缺乏,要维系原有的文化就难上加难了!


无可否认,大马华人真的是殷切期望我国中央政府出现政党轮替,如今已成事实。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华人不会一直陶醉在“换了政府一切自然会变好”的幻想中。华人是务实,注重经济、教育及文化传承的理念、态度和行为,在过去两届大选似乎被“隐藏”起来,由“换政府”这动因领衔,最终还是得“恢复正常”面对现实。


文化的“惰性”维持与加强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大选后算起的未来一年内,文化的“惰性“—也就是是文化自我调适(人们的自我调适),将会是两种情况:万变不离其宗以及变得更有弹性也就是更大的包容性。我们期望的,当然是出现有更大的包容性。但这毕竟只是个期望,因为从几个迹象与发展来看,我国的未来发展更大的可能是现状的维持与加强。


首先,从政府领导人来看,大家都知道敦马哈迪医生是第二度任相,是“旧人当新首相”。像敦马这样的强势首相,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想法。其个人的言行举止,往往就能主导政府的政策方向。学者邱武德多年前还创造了“马哈迪主义”(Mahathirism)一词,可见马哈迪的领导作风确实有过人之处。


敦马在1981年第一次接任首相,随后他带领国阵五次全国大选,皆赢得超过三分之二国会议席的优势,组织领导政府。享有如此的巩固的支持率,敦马当然具备优越的条件把自己的想法转变为发展国家的政策。


在他第一次领导期间,我们看到了他在发展我国经济,把我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然,在其他方面如司法、贪腐朋党等等,敦马也受到抨击。当时抨击马哈迪及其领导的国阵政府最力的政敌之一是林吉祥。


马哈迪第二次出任首相,是以代表只赢得13个国会议席的土团党,领导希盟政府。反观掌握最多国会议席的人民公正党(共有47个)以及第二多的民主行动党(42个),还是要以马哈迪“马首是瞻”,证明了马哈迪以个人的魅力与影响力,主导了希盟。当然,也因为没有绝对的优势,马哈迪在委任内阁部长的时候,还是会受到这两个政党的牵制。尽管如此,马哈迪是确保希盟不倒的“定海神针”,因此这两个党也要做出让步,不能完全以国会议席数目当作唯一的谈判筹码。这从土团党和诚信党取得很多正、副部长反映出来。


巫统所得马来选票“名列前茅”

其二,就我国政党政治来看,巫统主导的国阵虽然失去执政权,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巫统的势力。事实上,以国会议席来看,巫统仍然是单一最大的政党。就选民票来看,巫统所赢得的马来选票,还是“名列前茅”,超越其他马来(或马来人主导)政党。


值得关注的是,要是国大党与马华选择离开国阵,那巫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最根本的就是巫统可以更专注于走更加狭隘的种族及宗教路线,不需像过去一样受到友党特别是马华的牵制。


这里用“牵制”这个字眼,仿佛是高估了马华在国阵的影响力,但我们不要忘记巫统过去即使知道马华在赢得华人选民有难度,但都认同马华代表华人,多年来分配出几十个华人选区及马来选民为主的混合区给马华。


马华假如退出国阵的话,意味着巫统就无需跟友党“协商”,而是可以自己决定要竞选的议席。不管怎么样,这还是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巫统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仍然是马来政治的轴心。间接的来讲,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哈迪是巫统前领袖,“候任”首相安华也是巫统前领袖,“明日之星”阿兹敏阿里是巫统前党员。


换句话说,不管你是多么讨厌巫统,但你不可视而不见的是巫统存在多年,形成了本身的一套文化与传统,底蕴厚,在第14届大选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挫败并不预示着它的消亡。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记得人民公正党在2004年全国大选,输到只剩下旺阿兹莎一个国会议员,但是现在却成为国会议席第二多的单一政党!


马来人优先政策不会走进历史

其三,马来人优先以及与马来人权益相关的政策,并不会因为“改朝换代”或者“马哈迪悔过”的说辞而走进历史。最基本的当然是《联邦宪法》有关马来人/土著特别地位的条文(153条文),并没有修改。


另外,华社现在集体崇拜敬仰的马哈迪医生,不只一次提到新政府会继续推行保护马来人优先的政策。敦马哈迪前些时候接受新加坡的《亚洲新闻频道》(CNA)访问时,谈了很多东西,其中提到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华人都是“有钱人”,但是马来人很多需要帮助,因此希盟政府会继续推行亲马来人的政策。


以华社对当今政府近乎100%的信任的情绪作为判断的基础,华社可能会觉得希盟政府延续这些政策(也就是联盟/国阵制定的政策),也应该值得支持。


要真的如此,那就意味着这是华人政治文化的划时代转变,华人接受了“马来人至上”。在过去,华人反国阵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国阵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偏袒马来人及其他土著的政策。


不过,从较全面的视野来看,华人的想法也不尽然如此。例如,财长林冠英前些时候在马来文与英文之外,还发表了中文文告,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华人一般上支持林部长,但是马来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开明马来人),却认为那是不尊重马来文作为官方语言地位的作法。


族群角度看问题的框框

且不论林冠英发表中文文告的真正动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马来文作为马来人特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还是个“敏感课题”,而且明显的还是摆脱不了从族群角度看问题的框框。

其四,华人要换政府,最强的理由之一是要推翻腐败了“61年”的国阵政府。换句话说,国阵的贪腐—再加上1MDB“丑闻”牵涉的层面很广,前任首相纳吉摆脱不了,成了华人倒国阵的“导火线”。


可是,我国出现的贪腐现象,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意味着“给钱吃钱”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正常”的组成部分。在“改朝换代”后,这种“文化”并没有改,我们可以预料贪污现象还是依然是我们的政治生活里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华裔同胞本身大多对反贪腐并没有“洁癖”,也就是说不会对贪腐现象“零容忍”。这往往可以从他们言谈中露出端倪。例如,说到某某政治领袖也吃钱,有很多会说:是的,A某吃钱,但是他有做到事情;B某吃钱,却什么事也没做到。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园)政治学副教授梅雷迪斯韦斯(Meredith Weiss),今年6月23日在左倾杂志Jacobin发表了一篇评论我国第14届全国大选后的分析文章《Making Sense of Malaysian Elections》,认为第14届全国大选确实为我国基本改革敞开了一扇门,但是未来会不会更好,还没有定论,并认为希盟政府会不会继续得到支持,关键还是要搞好经济。她也提到新政府处理诸如新经济政策的政策的挑战。


不大可能回到旧时的马哈迪模式

她表示,马来西亚不大可能回到旧时的马哈迪模式,也就是过大的行政权力、贪婪的执政党以及过度敏感的政府当局。与此同时,更大的政治竞争或者经济进步的秩序,也不可能经历快速及激烈的改变。刚庆祝苏哈多被推翻20周年的印尼,是个发人深思的例子。


她认为,更宽广的脉络让人联想到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一个对党内外不同的声音与点子的更大政治空间及敏感度、减少对公民社会更有协调、有效的倡议所做的努力的压制以及鼓励围绕在原则及个人真实竞争的秩序。韦斯的观察与分析,属于“审慎的乐观”。


总说一句,中央政权第一次出现轮替,的确是让许多人感觉到我国是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改变。这毕竟是感觉上如此,但文化改变鲜少是破坏性的改变,因此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只是表面上的改变—也就是执政集团的改变,民众在政治上的理念、心态以及行为等等,并没有相应的改变。


我们也不要忘记马哈迪对政府整体政策的主导作用,正如林吉祥以前与马哈迪还是政敌时所说的“马哈迪主义的复辟”。我们相信,民主行动党凭着其掌握的国会议席,可以更有效的制衡马哈迪—这不也是华社所期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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