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误读历史身在福中不知福
华人政治前途堪虞

 ·2018年1103

2018年509全国大选,大家见证了我国中央政权第一次出现政党轮替。许多华人开始在额手称庆,祝贺自己为我国这个重要的民主化过程贡献了一分力量的同时,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回到残酷的现实,会问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接下来怎么走?


就事论事,选民通过选票带来和平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但是大马华人几乎是集体无意识的认为“改朝换代”包山包海,忽略了非常根本的一件事:换了政府,并不等于我们变成“新马来西亚”。某个所谓学者更搞笑,把509国阵倒台视为“第二次独立”,是人民的胜利。


非常满足于精神的胜利
其实,这不是人民的胜利,而是希盟的胜利;换言之,这是政党联盟的胜利,更是某些政治人物的胜利。不得不说一句的,断言这一次历史性的“改朝换代”不是人民的胜利,并不完全正确,至少我们看到很多华人非常满足于“精神的胜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首先当然是误读历史。


大马华人作为海外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常爱以源远流长五千年文化的“传人”感到骄傲,对祖籍地中国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这是文化上对中国的认同;在我国独立初期,不少华人不只在文化上认同,也在政治上认同中国。也因为政治上的认同尾大不掉—也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华人(特别是那些不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在独立前后,仍然没有申请成为公民,这是政府所面对的其中一个棘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的华人,虽然很多还是自称为华人—至少在文化认同是如此,到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上的认同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不管老一辈存有中国情意结的华人或者是以马来西亚人自居的年轻一辈的华人选民,对联盟/国阵的支持,都不会超过50%。


在2008年、2013年及2018年的全国大选,华人选民给当时的国会在野党/联盟的支持率,却是超过了50%;在2013年及2018年全国大选,更分别达到85%及95%。

无以复加的怨恨是最大公约数
决定大马华人有此投票倾向的因素为何?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因素,如为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告别贪污、反朋党裙带风、终结国阵政权、剿灭马华(因为马华“卖华”)、救国、为了下一代、完成民主改革使命等等。不管有多少个因素或者因素是多么的复杂,但可以确定的对国阵(2013年及2018年,转到纳吉夫妇)无以复加的怨恨,是最大公约数。


当然,华人对联盟/国阵不满,也不是近十年才有的现象;而对联盟/国阵的不满,却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马来人特权(包括马来统治者、伊斯兰教、马来文)是马华“卖华”的结果。可以这么说,早在独立前,华人就一直以受害者自居,认为巫统主导的联盟/国阵欺压华人,而马华是帮凶,促成“马来人特权”,协助巫统欺压华人。


历史事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英国殖民政府重返马来亚,而为了整合英属马来亚统一行政,在马来半岛所策划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属英国皇家殖民地,由其第一任总督为爱德华占德(Edward Gent)1946年4月1日宣布成立。


马来人一般上反对马来联邦的成立,主要原因是英国政府特使哈罗麦迈克(Harold MacMichael)取得苏丹签字的方法、苏丹的权力被削弱以及放宽移民取得公民权的条件。巫统也就在此背景下,于1946年5月11日成立。巫统带领马来人,向英国殖民政府施压,英殖民地政府因而被迫在1948年1月31日终止马来亚联邦,由马来亚联合邦在2月1日取而代之。马来亚联合邦体制恢复了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以及让马来人拥有特权,华、印移民要得到公民权的条件也收紧了。


马来西亚联合邦协议是由英国当局、马来统治者以及巫统三方面达致的,不但华、印人士没有机会参与,连非巫统的马来人也不得参与。而当时的马华公会尚未成立,说马华公会协助巫统实现“马来人特权”的目标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华人对取得公民权兴趣不大
马华在1949年2月27日,也就是马来亚联邦成立一年后由海峡华人(峇峇)陈祯禄创立。当时的英殖民地的华人,特别是后期才到马来亚半岛的华人,还存有回到中国的心理,因此对获得公民权,在马来亚落地生根没有什么兴趣。发生在中国的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到1949年),让一些华人对中国的局势不明朗感到不乐观,“回唐山”路断。在马华及其他华人组织合作下,说服华人申请成为公民权,才逐渐看到成绩。


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1948年1月21日,由马来统治者和代表英国政府的爱德华占德签署。依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使马华与巫统同时间成立,或者华人与马来人有同样的政治醒觉,结果(也就是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不会大不同,马来亚联合邦还可能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独立。毕竟,在英国政府的盘算里,马华的成立是要制衡在1930年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在当时有更大的吸引力,要以武装斗争在马来亚成立共和国—也就是对马来人统治者及马来人的威胁。


这段历史,很多华人不了解,有的因为种族情绪或者意识形态作祟,视而不见,因此把无法获得平等的公民权的罪名,套在马华身上。


事实上,如果追溯历史,我们都知道在独立后的12年,也就是1969年的全国大选,华人选民因为要与马来人“平起平坐”而对当时的联盟投予反对票。不得不提的,在1969年大选前,即1964年的全国大选期间,当时还属于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领导人李光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让华人感觉,或者更确切的说幻想真的可以更马来同胞“平起平坐”。


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后由民主行动党继承,在1969年全国大选发酵。不过,这个“政治野心”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华人的权益反而在该届大选后受到严重的侵蚀,而主要表现在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的出台。马华的地位也江河日下,陈修信成为最后一个华人财政部长——因为在509年后被委任为财长部部长的林冠英自称为“马来西亚人”,我们就不应该称他为华人财政部长。况且,这个“马来西亚人财政部部长”的权力,与陈修信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言!因为财政部部长的权力,很大部分被经济部部长接管。

政治醒觉脱离对历史的认知
华人在过去十年来的“政治醒觉”,可说完全脱离对历史的认知。认真分析我国在独立后发展的最大亮点,其实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多元社会国家所羡慕的—和平稳定。同样的,华人不但没有在新经济政策下被压制在各个领域大展拳脚的机会。很多华人可能不自觉的一点是:能够在相对公平的选举制度下投票、成为候选人,还可在政府发挥影响力,展现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命运,根本就与悲惨沾不上边。


在这个以马来穆斯林文化为主导的国家里,代表世界四个主要文明的族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及基督文明的族群都在“和而不同”的精神指引下,互相谅解,各自在为发展国家中贡献力量。这本身就是我们大家—不分党派、宗教信仰、语言及文化,都应该感到骄傲的。


“和而不同”精神具体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政策—更具体的说,是因为联盟/国阵政府政策使然。当然,在联盟/国阵执掌中央政府这段期间,很多涉及华族权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但是很多维持华人认同的特征—从华文学校到华人庙宇等,不但得到保留,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很多华人以为,我们现在所有,包括华文独中的存在,都是华人自己努力得来的,与国阵的治理无关。联盟/国阵执政中央60年,贪腐严重、政策偏差,让我们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不能有更好的发展。这表面看似有道理,但是大家可别忘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一国的发展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的,自然资源太过丰富的国家,反而因为过度依赖这些资源而无法有更好的发展。

汲汲以求改朝换代 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次,华人近十年来汲汲以求“改朝换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作为移民的后代,能够在我国各个领域发挥所长,华人本身的勤奋与聪明,固然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忽略更重要的因素:大环境。大家不妨思考一下,20世纪初我们的先辈勤奋聪明,但是他们为什么大规模离乡背井到马来亚及东南亚其它地区当“外劳”呢?中国当时内乱,民不聊生。这也是大环境。


我们更不要忘记,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有所表现,不是横空出世的;那是经过多少人的努力才达到的。


在民主制度里,人民有选择自己的政府的权利;与此同时,在民主制度里,最聪明的选民是那些“自私”的选民—都希望利己利人,不会为了追求根本不可能落实的东西,例如“改朝换代,告别腐败”、“打击贪污,国家就有大把钱”,或者相信虚无缥缈的“救国”、“为了我们下一代”,而会老老实实的问一句:我能得到什么?


可悲的是,华人相信那些那些政客和政客的掮客的话语:你只要吃我的半个煎饼,包你不饿肚子;那些告诉你要吃至少六个煎饼的人,不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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