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纵目天下 · 郑赤琰教授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实践二十年评析1)

 ·2017年5月27

(一)绪论

邓小平早就作出预言:“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是伟大的尝试,没有前例,得不到借鉴,要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确,一个国家要体现主权统一,必须先要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统一,出现两个对立的思想信仰,国家便会出现两个对立的政治势力,各执一端,势不两立,如果不分强弱,国家便会分裂成为两个政权,主权也就无法完整。近代国家体制出现的过程中,都会有谁吃掉谁的问题,最后只有是统一意识形态才有可能统一主权,国家才能因此建立。


这种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存亡的硬道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出现的世界冷战,意识形态之争聚焦在资本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打得轰轰烈烈。表面看来,资本主义集团支持联合国国家主权独立国与国之间平等交往,不干预内政的主张。甚至在1962年还用联合国通过全球结束殖民地统治,让殖民地各国独立建成主权独立的国家。


苏联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可是有了政权经济自主权,原有宗主国的经济制度与原有大企业都一成不变。在资本主义不容否定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全球新兴国家的主权独立仍是有名无实,国家资源不是没能力开发便是任由西方列强予取予夺。为了要拿回经济自主权,许多新兴国家继政治自主权之后展开了经济自主权的斗争。全球所见,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西方企业纷纷被没收成为国有企业。


这做法被视为有违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虽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早就在西方资本主义盛行时开始作出思想系统的研究,也被公认为针对资本主义提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但改革「百家争鸣」仍未有统一的思想。直到1917年苏联共产党革命首先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才被公认为新兴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同水火不相容。


任何响应苏联「十月革命」的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新兴国家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虽然前殖民地没收西方企业的行为未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行为,更多的是出于不想看到西方企业仍然一成不变在为其宗主国利益效命,赚到的钱不留下来发展本地民生需求这种直觉的经济行为。


一旦被视为莫斯科「十月革命」的翻版,这个国家便会立刻陷入反共战争,在西方军事势力干预下,长期陷入国土分裂,主权统一遥遥无期。像非洲这块殖民地主义的黑暗大陆,数十个前殖民地国家自1960年代初独立建国以来,五十年动乱,国土四分五裂,国家无法统一安定发展,主权不完整也就成了惯例。


邓小平决心实行“改革开放”

邓小平便是看到这种世界乱象,加上中国本土曾在西方列强瓜分下出现过军阀割据,辛亥革命过程中更出现过拷贝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改革,却也因此陷入像上海那样华洋杂处,民族企业与外来企业争权夺利,本土斗不过洋帮,政府没能力统一国家,国土被割让或租借更助长了强大的外国企业鲸吞民族企业,或依附外国企业华洋狼狈为奸,因此辛亥革命由资本主义起步维艰,最后以革命主义再共产,前后经历过百多年。


中国由封建到共和所经历的惨痛教训最后真的像邓小平很形象地道出了中国革命的辛酸与历险:「摸着石头过河」,步步惊心,随时有没顶的灾难。就以1949年共产革命政权建立起来后,曾经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1979年才走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成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有不少水路要摸索,政治权力统一单是领土完整还是任重道远,经济权力自主单是国营企业的生产力没法翻身之前,谈不上权力,更何来自主。邓在1979年所感受到的中国前途仍是百废待兴,只要社会主义没法茁壮,国家安全仍未脱离险境,因为资本主义绝不会放过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壮大后来革他们的命。


通过“一国两制”收回香港主权

历史的机遇也是可遇不可求,就在1979年邓小平下定决心要以开放改革公告世界的时刻,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的问题也排上了中英谈判的议事日程。凭着他“摸石头过河”的敏觉,如果他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整个香港一夜之间结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像香港这么一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统治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就算反共大本营的英美不发难阻扰,习惯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七百万香港同胞也难一时适应。与其硬性去和资本主义交恶,不如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以和为贵的办法,既能维持更有香港的安定繁荣,又能收回香港的主权。于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的三大变通办法,并用《基本法》的制宪承诺,展开长达十五年的中英谈判。最后取得英国同意,用联合声明以表中英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共识。


为了取信于世,中国还特别展开中港两地协商订出了《香港行政特区基本法》,并将这《基本法》提呈联合国备案。在这《基本法》条文中,全文分成两大部份,第一部份清楚写明香港主权属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然后用主权的范畴列出国家主权行为的事,从中并写明国家主权下的事特区无权管,要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人大常委会直接管辖或授权特区政府管辖。第二部份则写明原有香港的制度,包括行政、立法与司法三大权力经由人大立法授权维持五十年不变。


诚如邓小平早已预感到,要在一个国家体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生共荣,举世无先例,反而是一个国家只容许一个主义成了举世的惯例。但马克思主义也在其辩证论说明正反两道势力的关系是既斗争又争取,最后才能在革命中找到最有建设性的发展。邓小平便是根据辯证论的科学规律作出了「一国两制」大胆尝试,期望能借香港与内地印证「姓资」与「姓社」可以结缘,同时也印证西方那套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的思想斗争是自钻牛角尖。


香港无权处理涉及国家行为事务

的确,经过二十年实践得出来的体验,在一国的框架下,「姓资」的香港受到西方的影响,有人就是不信「姓资」与「姓社」可以结缘,他们的思维方式仍是一贯地将国家与政府等同看待。《基本法》明明写着一旦涉及国家行为的事务,像国防与外交,只有执行国家主权的中央政府才有权处理,香港只是一个地方政府,没权代表国家,因此无权处理涉及国家行为的事务。《基本法》如此规定是要确保国家主权完整不被分裂。如此规定如此执行并不干预「姓资」的家事。例如「姓资」奉为其核心价值的私有产权、自由贸易、宗教信仰自由、新闻采访自由等等都在《基本法》明确罗列出来。甚至联合国的人权法大章前港英殖民地政府特别声明不援用在香港,《基本法》都当作「姓资」的核心价值不容「姓社」的内地政府干预。


但如此宪制规定下来的两制各自为政的东西,香港却有部份人却走不出他们的思想牛角尖,硬是要将「姓资」与「姓社」搞成水火不相容。97之后的二十年,分裂国家主权的活动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社会组织不断出现。近年更有人公然搞「港独」,并宣传只有「港独」才有可能保得住资本主义。这套思维方式显然与「一国两制」唱反调,出现这种情况是否说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实践已陷入困境,抑或是在预料中的一椿小事。本文藉此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机会,作出评析,并借此研讨会就教于高明。


(二)通过《基本法》实践国家统一碰到的问题

根据过去二十年观察所得,97主权回归后,有以下四个问题出现挑战国家主权的情况:第一是司法挑战国家主权;第二是立法挑战国家主权;第三是行政首长要由中央任命被挑战;第四是国民教育被挡是拒绝中国国民的身份认同。


反对派利用司法挑战国家主权

第一个问题的发生主要出现在司法界,包括法官、律师与法律学院的教授,这三方面经常串联起来,同声同气,以法律专业抨击中央政府的代表官员或是内地的司法专家,指摘中央干预香港的法制,破坏「港人治港」、摧毁「一国两制」。他们认为香港普通法有自己完整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独立也因为有司法、行政与立法三权分立,司法权内的事,行政与立法机关都无权干预,特区行政首长也管不了。即使是代表中央来管治香港,也都无权干预,中央行政官员也一样无权过问,中央立法机关人大常委会也一样无权干预,因为大陆实行的司法制度与普通法截然不同,两地审判程序也不一样,两种不同的司法制度没法接轨也就坐不上直通车,无从过问,要硬行干预,便有损普通法的司法正义。因为太过执迷于普通法的司法独立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人大也好,特区立法会也好,都受到他们的反对。《基本法》第23条受到阻碍而无法在立法会提出立法,内地的《反分裂国家法》与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条例也一样被拒绝,认为与普通法格格不入,言下之意是大陆任何有关国家与国民安全的法律都在损害人权,不是维护人权。


反对派如此言行的谬误,一目了然,最浅显的事实是全世界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在英联邦国家与前英国殖民地很普遍,英联邦成员国也好,前英殖民地国家也好,他们都有自己国家的主权,像美国由英殖民地脱离自行建国后,也都沿用普通法,在其宪法中确立了联邦制度,联邦政府执行国家主权,即其立法在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也写明任何属于国家行为的事物全权为国家管治,像国防、外交、外贸、金融、人权等等,宪法也同时写明加入联邦的各州也拥有与联邦分享或独有的管治事务,像税务权由国与州分享,土地、教育、警察等由州管治。由美国的案例可见,普通法作为一个法律制度而被众多国家援用,因为由他们的司法制度无可能因为司法独立而排斥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以美国为例,涉及国家主权管辖的事务,代行主权的联邦行政首长一旦被挑战有无滥权而引发法律诉讼,也只能由宪法法庭处理,不是普通法的普通法庭,连最高法院也无权处理,因为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是代行主权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因为主权是国家的权力,是国家行为的事务,必须由国家认可的权力机关才有权处理。


香港是中央授权下才有其一定的司法权力,即使是普通法的合法地位,也是由执行国家主权的人大立法机关授权下才有的司法地位,但也仅仅是地方司法的权力,不能代表国家。想藉普通法来排斥中央机关对地方的管治权力,那是为香港争取主权的地位,那是分裂“一个中国”的主权,企图建立「两国两制」、有违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与《基本法》的第一章准则。


尽管反对派用普通法吵了二十年,但由于中国宪法与特区《基本法》很完整地制定了「一国两制」下有关司法权的规范,反对派找不到法律漏洞,钻不出宪法设下的框架,因此文打没效果,武攻却又在巨大国防军事势力牵制下,无法得到外国势力军援,本身又没有建军的客观与法规条件,总的来说司法挑战国家主权的问题,既无惊也无险。(待续)


备注:本文是作者于2017年4月27日与28日在香港举办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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