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国庆特辑专稿 · 郑赤琰教授

吾爱吾国 共创未来

 ·2017年8月26日

在全民共同庆祝国家华诞六十周年的机会,吾人缅往思前最刻骨铭心的当是国家发展的问题该如何开展。建国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先辈曾提出“华人治经,巫人治政”的两分法。起因是认为华人长于发展经济,让其充分发挥专长,为国创富;而巫人一向参与政治管治,有足够的经验与专长管好国家社会的安定,如此有繁荣又安定,建国便会走上康庄大道。可是如此政治经济分别掌管在巫人和华人手上的问题,势必会将贫富的问题在华巫之间划深鸿沟,华富巫贫会激化种族的两极矛盾。何况在建国伊始时,巫人只占挂牌公司股权的2%,华族约占30%,外国大企业则占六成以上,如此格局种族矛盾早慢会失控。


果如一般所料,1969年“513事件”爆发后,一个针对提升巫族经济能力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出炉了。在此计划推展下,一间新公司依法要聘用最少30%的巫族雇员(后来没有实行),也要有30%的巫族股权。这政策目的是要华巫合伙经商,一来可以培养巫人经商人才,二来缩小华巫经济鸿沟。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今天巫族的国内总生产(GDP)已和华族等量齐观,巫族不治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华巫政治联盟成功

问题是治政领域的华巫分际是不是可以像经济领域那样加以打破?正如经济那样,政治也用种族来划分鸿沟,要突破种族矛盾,如果不是不可能,难度也很大。但吾国的有识之士,也早已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多元民族共治的国家,非要解决种族政治分际的问题不可。


就在1952年吉隆坡第一次市议会选举的过程中,代表巫统的东姑和代表马华公会的陈祯禄两人便感受到如果巫统与马华公会两党站在对立面去选举,结果必然出现华族支持马华公会,巫族支持巫统,两族的政治利益会分化到无法妥协,最终利益冲突势必难免。为了预见到的麻烦必须先行解决,东姑与陈祯禄两人便结合两党达成两党联盟统一选举的协议,两党公平分配议席,同一选区联盟只派一名候选人,不论是巫是华只要是联盟的候选人两党的竞选团队便要全力以赴去助选。


选举结果正如所料,巫统与马华公会联盟大胜,更大的收获是因此打破了华巫政治分际的困境,之后的州议会与国会选举,华巫两党都用政党联盟的方式分头赢取华族与巫族的选民,议会当选的议员也因此得到保证不会只有巫族或华族唯我独尊。这样的政党联盟办法也正如企业合伙的办法,华族得到政治权益,也让巫族得到经济权益。印度国大党在1954年加入联盟,形成华、巫、印三大民族结盟。


  华人人口比例23%

但是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经济结构也不断变化,政治权利结构也难保不变。过去的华巫人口结构,两者比例相略,但六十年过后的今天,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却降到只有23%,据估计到2030年后还会降到20%。经济结构的变化更大。建国初年国家经济以农矿业为主,但原有的锡矿与园丘已退居到第二线,只占国内总生产(GDP)三成左右,给工业、金融服务行业与能源行业抢了风头。今后面对到经贸投资高科技,讯息网络的飞跃发展,我国的经济肯定要迎头追上,结构也会脱胎换骨。政治权力结构跟着人口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也都会出现调整,建国初期的华巫政治权力平衡的结构因着华巫人口增长消长而被打破。华人选民比率下降,对于国会的议席也由不相上下到每况愈下。


过去两届大选,华人选民正由当年的主角退到配角的地位,结果所有国州议席的华基成员党在国阵也失去原有的“谈判势力”(Bargaining Power),马华公会更曾因国会议席大大失落而一度拒绝加入内阁(后来重新加入内阁)。这种情况是华人人口不成比率的必然后果,也是原有种族权力平衡的结构必然要走向不平衡的结构。但种族平衡的结构方式并不因此而出现华族政治利益感受到挤压,因为巫基党种族政治优势也被跨种族政党分薄了其巫族选民。


这在过去两届大选已出现这趋势,以安华为主的公正党与民主行动党都以跨种族政党自许,两党联盟再加上伊斯兰党,在2013年大选所得的选民总数已超越以巫统领军的国阵。在州议会选举,国阵还连续两届失去雪兰莪与槟城两州的执政权,也拿不回吉兰丹州政权。如果国阵成员党找不到取代种族政治结构的代替结构,一旦反对党联盟的“希盟”取得国会议席多数,联邦政府政权轮替将会首次出现在我国。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依然在酝酿政治变革。


  巫伊合作是权宜之计

既然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改变已然促使政治权力结构也在相应改变,以巫基或华基建立的政党要如何应变?是他们当前最大的挑战。巫统与马华公会其实已经感受到改变的压力,巫统寻求与伊斯兰党合作,希望在下届大选可以抵消到公正党或土团党的压力。巫伊的合作却又令到马华公会与砂拉越国阵成员党的尴尬,怕他们手上的选民会因此流失。


就过去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结盟的经验来观察,前者最终因为华人选民不能认同伊斯兰党的政治主张宗教色彩太浓厚,而无法不分手。巫伊合作会否落得像伊斯兰党与民主行动党合作的下场?这就要看巫伊合作对国阵其他成员党的选民效应有多大。如果因为巫伊合作对他们的选情太不利,巫统便得从中权衡选择了。不过伊斯兰党与巫统的选民同是马来选民为重,两党选民有重叠的问题,其它国阵成员党则没有这问题。相信巫统的最佳伙伴始终要回到1953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时要找异族合作才能找到最大多数,找伊斯兰党合作应是出于填补流失给公正党与土团党的马来选民的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计。长远之计是打破种族政治结构的鸿沟。


显然,城市化与经济多元化是打破种族政治结构的有效办法。过去六十年已证明建国的总体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城市化提供了生活环境与生活需求的改善,多元化经济发展也改善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在这发展的同时,国民的教育机会也不断提升,国民知识水平也因此提高。


有了安定的城市生活环境,稳定的收入,与知识化的人口,国民的期望也会急速提高。过去乡村人口的生活节奏远不如今天的城市人口的节奏那么快,因此城市人口对政府的要求也远比乡村人口要求大。这便说明了为什么乡村的选民仍然成为国阵的支持者,城市选民却成为反对派的支持者。


这不是国阵政府执政不力的问题,而是城市选民的期望不断跑在政府的前面,因此今后国家的未来应如何作出发展的布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城市人口的期望,其次是关注城乡的生活差距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互相孤立,而是互相关联的。如果只关注满足城市人口的期望而不同时设法改善乡区人口的生活,乡区人口便会放弃乡村涌向城市。


过去城市人口第一波涌现的头二十年,便出现了失控的动乱现象,如果乡村发展不能满足那里的人口,首先会触发青年涌向城市,后果是增加了城市有效管治的问题,恶化城市失业与流浪的青年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被反对派夸大炒作,把问题严重政治化,社会将会回到过去第一波的城市乱局。因此国家面对将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必须好好规划如何一面搞好城市人口的问题,同时也好好搞好乡村人口的问题。


  搞好城市发展的问题

首先谈到如何搞好城市发展的问题,须知城市人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期求的问题,前者不外乎工作要稳定,也要有不断增加收入,还要有工作的满足感,能够在这三方满足他们,现实的问题有相当的兑现,期求的问题便会相应地舒缓下来。尤其是现实生活有一定的满足感,理想的期求便会相应地降低。尤其是个人的工作环境有不断改善的空间,例如年薪有增无减,西方先进国家的做法,用通胀的办法每年增加3%,同时每年加薪5%。这办法对个人收入的期望提升很有效。


此外还可用升职或调职的办法,固定放年假鼓励家庭休假旅行,进修有薪假等等都是有效满足个人期求的办法。除了政府制定政策要求劳工福利待遇得到充分照顾外,更有实效的是企业本身也要关注其职工及其家庭成员老的健康问题,少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大的上市公司与政府的企业,已成为城市雇员工的主流。若能照顾到他们的现实福利,其他无形的期求也会迎刃而解。


除了个人与其家庭的现实要求外,城市每个社区的公共设施与社会安全也是稳定城市人口的必要条件,要做好社区的公共设施,在城市规划工作上可设立市民消闲的公园,运动场与社区服务中心(Community Centers)。这方面的规划新加坡做得不错,可供参考。这些户外活动设施对于老年人与青年人有很大的安抚与提高体能身心健康的功效。青年与老年是城市人口中被照顾的一群,做好他们的工作,城市发展稳定可大有收效。


乡村跟上现代化需求

其次说到如何搞好乡村发展的问题:在近代先进社会在这方面的发展做得不错。对我国来说,传统上原居民多习慢于乡村的生态环境,这环境有其保存的价值,也有其改善的空间,要保存的是原居民的传统文化及其族亲的关系网络,这些传统文化对于安定乡村人口很有实效。要照顾原居民乡村发展没必要淘汰他们的乡村与其生活作业。例如他们的传统农业操作方式欠缺市场的承托,因此自供自给,可以,但要跟上生活需求的现代指教,非得把传统农业的市场网络扩展不可。可行的方法其实不少。


以台湾的经验做参考,可以将传统农村的生活环境当做一个城市人文旅游放假的平台。在乡村建立民宿招来旅客让他们体验到农村生活品味的一面,甚至可以大面积将原居民乡村聚落的地区开发为“农村旅游节”,将地方性的旅游兴趣开发出来。此外,在不破坏原居民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先决条件下,由农业部开发现代农耕的知识与技能,提升农民的收入,他们的知识也会因此提高。这样的现代化而又维护到他们的传统文化,农村人口的维护工作便能见到实效,不怕他们走去重新适应人生的历练,自烦而又烦人,城乡两败俱伤也!


TN50是即时应变之计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我国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政府提出TN50是及时的应变之计。在此新的发展宏愿下,当会及时地利用国际发展的有利条件为我所用。过去两年政府及时地看到了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是个具有国际合作发展的商机,马上做出了积极地回应,也因此成功推动了中马合作发展的十多个项目,像城市发展的大马城与森林城市,像基建发展的皇京港,新马高铁,横贯半岛的巴生到关丹,再由关丹到哥打巴鲁的快铁,像中马对等的关丹中国工业城和广西钦州的马来西亚工业城,还有马云与马政府合作开发的全球网购平台等等都是新时代新发展动力,这都是TN50很好的起步。


在这些大型发展项目的推动下,城市有了新的生机,再成长能力,知识化的产能,环保健康意识等都会大大提升。有了更具国际网络的基建,交通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的效能也会大大提升。有了跨国工业的合作规划,对工业的市场开拓,人才充实,投资稳定等等都会有更大更好的发展能力。有了高科技的网购平台,不但可把我国的企业市场开发迅速国际化,同时也可把中国与世界的市场紧扣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将我们的金融、海关管理国际化,建立国际的管理水平。


从过去的发展体验,我国体会到经济发展可以催化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原有的种族鸿沟可以缩小,展望未来,有了TN50的发展规划,国家的多元种族社会和洽相处,消除种族矛盾内耗,发挥更大的国人发展创造能力当可预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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