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纵目天下 · 郑赤琰教授

“一国两制” 是危机处理的法宝

 ·2017年7月15日

本文作者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已超过六十年,也发觉意识形态的分歧是政治动乱三大根源之一。依照联合国的难民定义,全世界只要是因为种族、宗教与意识形态冲突而威胁到人的安全而不得不逃离国土的人,便可在国际难民公法下,合乎法律要求的条件成为“难民”,联合国的成员国政府便有责任提供安全配合联合国难民公署(UNHCR)重新安置他们。


更久远的年代不讲,单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全世界各地的难民从来都没低过五千万,尤其是殖民地独立建国的过程中,更是集宗教、种族与意识形态三大冲突于一身,搞到即使成功争取到独立,也都没法完全摆脱三大冲突所造成的危机。以非洲来说,独立六十年乱了六十年。东南亚的殖民地也不例外,越南的独立战争、朝鲜半岛的统一战争、印尼“9.30政变”,三大案例都是因意识形态而引爆。


面对到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政治学者都束手无策,无数人终其一生的研究工作,企图要建立一个政治制度可以有十足的保证化解政治危机于未然。但是都告徒劳无功。整个世界还是不停地受到这三大问题所困扰。


香港面对意识形态矛盾

在八十年代初,正当香港主权回归开始提上外交谈判的日程时,本文作者首先是提出香港没有种族与宗教的风险,唯一要面对的是意识形态的矛盾。大家都看到港英政府在此推行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香港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的国际大都会,另一边厢却又是人口最多领土也数一数二的共产主义大国——中国。偏偏又碰上香港是由世界最早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统治。更加上与英国政治血缘很亲的美国,两大资本主义强国孵育出来的资本主义香港,即使英国想放弃,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也不会罢手不理。


正如1950年代初眼见法国要放弃越南印支三邦,美国力撑法国,甚至后来取代法国在印支打了一场本世纪投下最多炸弹的战争。美国会插手香港局势,已在预料之中(已见证到美国国会通过《香港法》,以此跟进香港局势的发展),插手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中英谈判结果如何了!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邓小平以其毕生参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再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体验,深深体会到意识形态之争可以没完没了。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议题上,与其硬夺,有办法的话,不如巧取。于是在收回香港主权的原则下,想到了“一国两制”的办法。即用国家的框架容纳资共两个意识形态,只要让资共各发挥所长,彼此将长补短,便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从中也就可化解意识形态之争于无形。


结果不出邓小平所料,英国被“一国两制”说服,百般无奈下,同意用外交谈判,取得共识签下中英联合声明,和平给回主权。自1997年开始到现在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果如邓所愿,“一国两制”确是见证这个两制共融的制度是化解意识形态冲突的法宝,这可以从97前后面对到的重大风险观察到。现试论述如下:

第一,中英谈判开始前到97主权移交期间,足足有十五年时间,人心惶惶,怕中英谈不拢演变成中国采取用武力收回主权。邓小平还面告英相撒切尔夫人,不和平撤走,便用战争解决,事实上是在本区所有殖民地政权结束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都用武力解决。就在中英谈判之前几年便发生越南难民数以十万逃到来香港,闹得天下不宁。有了这样的经历,港人纷纷移民,有人将家眷安顿在外,自己留在港工作,以防万一,有人索性全家移民。港府无计可施,曾企图要求英国承担责任开放让“英属土公民”(BDTC)有权移民英国,但人数达370万人,英国难以承担,最后改用“海外国民”(BNO)身份,以免除港人“无国”(Stateless)之忧,可是没有定居英国的身份,依然无法解忧。


直到中国自己制定《基本法》,把“一国两制”入宪,订明97后资本主义原封不动,又见英国已接受这是可行的和平过渡的方案,港人移民潮才告缓和下来。到97后的头十年,还出现港人从外国回流。可见“一国两制”不但给了英国撤退的尊严,还给了英国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也安抚港人留下来的信心。


总之,“一国两制”和平结束港英殖民地政权,没有战乱,证明这是世界殖民地史无前例的有效化解风险的政治模式。否则,中英在港开战,不但香港的繁荣化为乌有,港人死的死,走的走,偌大一个国际大都会就此玩完,英美等西方国家又会摇着反共大旗,全面封锁中国。中美好不容易才恢复邦交,如果再来三十年军事对峙,邓小平开放中国的大计也就胎死腹中,今天所见中国发展奇迹不会出现,事所必然。


西方列强信任中国开放政策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不但化解中英意识形态的冲突,还赢得西方列强信任中国的开放政策,同时也赢得港人有信心留下来发展。更用香港“一国两制”作为样板,说服中国全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合作发展的空间,不一定要革命革到势不两立。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是“一国两制”就是正反合三位一体的“辩证论”!


第二,97后香港还要面对到不停的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风险。但在“一国两制”作出及时应变,也都一一化险为夷。重大事件所造成的风险有下列几件:


1998年金融危机,冲击所到之处,当者披靡。印尼经贸崩毁,货币汇率一落千丈,国内暴动风起云涌,苏哈多政权因此被推翻。泰国也是一个金融重灾压,马来西亚也不例外。香港被索罗斯(Solos)锁定为攻击的对象,但在千钧一发时刻,北京中央政府及时救市,也是基于“一国两制”下维持住“安定与繁荣”的指导思想。


2003年立法会准备讨论《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由泛民发动的群众示威,足有五十万人上街示威,声称不终止立法便誓不罢休,“一国两制”有条文写明这条属特区立法权份内的事物,行政没法主导这件立法条文,便可自行撤销。董建华行政长官酌情估计立法会无法通过,及时打消提案,摆在眼前的重大风险也告化解。


董建华任内还发生过“张本源案件”,法庭判张家属在大陆婚生的妻儿移居香港,涉及的类似案件超过一百五十万人,若齐都成功申请来港,香港无法容纳,势必引起人口急涨之患,从而损害安定。依宪特首只得寻求人大常委会释法,及时纾解了这场危机。此事件说明国家在两地之间及时作出协调,也彰显“一国两制”确有化解风险的功能。


曾荫权任内也发生了“五区公投”事件,反对派企图用立法会五区补选的方法向政府施压,以达到他们加速立法会全部议席由直选产生,废除功能选举。反对派此时借补选大事冲击政府与立法会。好在《基本法》已明文规定选举改革要循序渐进。废除立法会功能议席也须立法会通过。最后政府依法办事,一场危机也告平息下来。


特首提名权归“提名委员会”

梁振英任内也同样面对到反对派发动“占中”事件长达79天。要求特首普选要由公民提名与政党提名,还发动78万人签名支持他们的提案。事件最后通过人大释法指明提名权只归“提名委员会”,非法占据市区中心与警员冲突也在特区法庭循用“清场令”恢复社会秩序。这事件也说明,“一国两制”促成中央与特区依宪协调,平息危机,创造了强而有力的管治能力。


上述列举97后重大事件,也说明了“一国两制”是危机处理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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