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纵目天下 · 郑赤琰教授

 一个学者与敦曾的对话

 ·2017年10月7日

作为一位终身从事政治研究的学者,不单只是他能思考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能找到一位对话的人,而这个人又必须是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又能总结经验结合政治理论,充实政治理论,用政治学的语言就说“Practice & Theory”(实践与理论)。敦曾永森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对话人”。


认识迈克(他的英文名Michael)从闻名到见面有一个过程。巧合的是,在我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同事也是马来西亚公民,原来当他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时,与迈克是同学,当他和我说起迈克时迈克已是马来西亚的政界闻人,谈论间他感到有幸认识迈克这位马政界领袖而感到荣幸。在话里行间,娓娓道来尽是同窗说不尽的事,能言善道,关心时事,国事家事人事,经过迈克的诉说,尽是人情练达皆文章。迈克从新亚书院转去英国念法律,学成后回国执业律师,同时也从政。


他的太太,伴在迈克身边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在敦曾一生从政的生涯里,被接待的社会政界工商界的名人不计其数,无一不知敦曾身边有位长于交游接待的贤内助。在我后来在钟灵校友会会所受到敦曾邀请午餐上,曾夫人知道我喜好“娘惹糕点”,第二天特地要人送来两大盒的“娘惹糕”,一盒给我研究所的同事分享,一盒指明要我带回去和家人分享。


向敦拉萨建议马中建交

由此可见敦曾从政之所以能在人事上得心应手,过程中当任过马华公会的署理总会长、联邦政府部长、上议院主席,以及出任巴生港口港务局主席等不少公职,这些都是公职正任,为众所知的职务。更难能可贵的是鲜为人知的是他在首相身边献谋献策,现任首相纳吉的父亲敦拉萨出任首相不久,便在敦曾献策下,成功访问中国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和中国建交。


这事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但在越南战争仍未结束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不过两年多的事,冷战会否结束?举世都仍在观望。但敦拉萨却信心满满,预见到中美关系会正常化,马共在七十年代中没有多大的作为,选择在此时访华会有助于马中建交,也会有助于和马共停火,更有助于建立国内华巫互信,一来让巫人相信中国不会借华人干预内政,二来让华人看到马中建交有助舒缓华人问题。


大马参与“一带一路”项目

国际关系的好坏,正好似吃榴莲,选择在最适当的时间,味道最好,选择和中国建交,也是如此。在东南亚非共国家能和中国长期维持稳定的良好关系,迈克曾在敦拉萨身旁当“军师”,而且不只一代人,还得到第二代的纳吉首相信任,中国近年推出“一带一路”的全球基建合作发展大计,纳吉首相也是第一位东盟领袖洞悉先机,全力推动中马合作,在2016年的北京“一带一路”高峰会议上,和中国签下十四项发展项目,其中皇京港、750公里连接巴生港口与关丹港口以及延伸到吉兰丹州的快铁项目,还有与马云合作发展电子商务等、都是具有长远发展战略的计划,从中展示了我国父子两代两位实干与眼光长远的首相,他们一家对中国之所以能充分信任,也十分有信心,正是因为他们身边有一位既能了解中国,同时又能了解马来人的敦曾永森。


以上所述是我从闻名到亲自向迈克请益,点点滴滴,了解得来的。正是因为对他闻名已久,更看到他从政退而不休的本色。一般从政者当上高官后,因为职务在身,可以很活跃,一旦从高位退下来后,往往便退隐而去,持着国事与我何干的心态?迈克不当马华公会领导后,不当国会议员与不当部长后,理应是无官一身轻,事实却不然,对国事政事,不在乎名位,依然有他的办法,积极参与。对于这样的一位政坛人物,正是学者可遇不可求的“对话”对象,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不受官方利害得失的影响而不会流于偏见。他可以不计较当不当官,依然不计名分献身服务,这已充分说明他不会因个人利益得失而改变对政治好恶的感觉。与这样的人“对话”,可以得到对事物最客观的看法。


与敦曾永森对话两大课题

与敦曾开始“对话”已不下二十年,这二十多年给我的政治学启发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文明冲突的问题,第二是民主的问题。这两大问题困扰着全世界好几百年,到现在仍走不出困境。这不是人类解不开困境,而是在过去几百年经西方权力中心主导下,世界陷入了文明冲突而不能自拔,国家的民主与否完全决定在有无政权竞争。


与敦曾对话,我得到的答案与我在加拿大与美国所受到的政治学教育有很大的出入。尽管在西方的政治学不志在教人接受答案,而是教人寻求答案,要不断寻找新的答案便要学子不断寻求问题,有新的问题才会有新的发现。这样的学术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所建立出来的政治理论是以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为研究的案例。他们的普遍见解为西方国家最强大,先是英国称霸世界,现在是美国。在他们将英美当成案例来研究时,所得到的答案是英美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两国建立了民主政府制度,因而能极尽发挥国家的资源,变成世界的极强。因为极强,自以为是,便把自己那套政治民主制度强加于人,拒绝接受的国家便被当成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来加以制裁,世界也因此战乱不停。这种战乱在西方政治学的演绎下,便成了民主与反民主之对决,同时也被认为是“文明冲突”。


我国三大民族都成为执政民族

与敦曾对话,他以马来西亚参政的经验,现身说法,头头是道。他说马来西亚建国首由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三大种族组成。这三族也代表了世界三大人口,华人有中国十三亿人,印人在印度有十二亿人,巫人在回教国家有十四亿人,三大族加起来超越世界过半人口。敦曾更强调的不但三族人口最多,文化与宗教信仰差距更大。如果根据英国那套民主制度去建国,要华巫印三族通过一人一票去推选政府,在三族完全缺乏彼此信任下,要三大种族的选民自行跨越种族界限去投票支持他族候选人,即华人投票支持巫统的马来候选人,同样,马来选民支持华人候选人,印度选民支持马来或华人候选人,当然很理想,但现实政治根本办不到,因为英国民主理念要选民与政党通过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去选出政府,华巫印没有跨越种族的宗教,少有种族混合居住的社区,没有共同语言文化传统,因此一开始参政,华巫印三族便自行组织单一种族的政党,华人有马华公会,巫人有巫统,印人有国大党。


如果三党派出他们的候选人,各党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只能是华人最多的选区选出华人候选人,巫人与印人也会如此投票,这一来在国会出现的议员便会形成三族同时又是三党竞争,彼此各为其选民利益而拼个没法妥协,这结果会变成国会无法议事,内阁也无法执政,国家便会大乱。正是因为老早便意识到这个困局,因此华巫印三党在开始竞选前便想出了政党联盟参选的办法,把三党组成联盟赢取国会最大多数执政,三党三族都变成执政者,把问题放在联盟三党三族代表的国会与内阁协商解决。


自由放任大马行不通

敦曾以自己亲自参政的经验,体会到当年英国人所要的民主自由竞争的制度根本行不通,三党三族联盟的制度也一直把跨越种族的政党击败,让他们无法取得国会多数取代联盟当政。敦曾也以“实证(Empirical)”的经验把马来西亚当成一个成功的案例去证明自由放任的竞争制度在马来西亚行不通,他进而观察非西方世界也都有同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因为被要求强行接受英美那套“民主制度”而陷入各自的民族冲突,陷入各自的困境。


敦曾在对话中,对我的政治学说的最大启发是他证据十足,理据强有力。他说代表世界过半人口的三大种族能够在马来西亚克服困难,在六十年经历史中,若美籍学者亨廷顿(S. Hungtinton)的“文明冲突”论(Civilization Clash)真的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马来西亚早就四分五裂了,若英美那套“民主制度”是建国唯一典范,除此别无其他制度可以建国,可以繁荣稳定,马来西亚不追随英国的民主制度,不早已灭国了吗?


马中有共同政治观念

与敦曾的对话,证明占有世界人口过半的华巫印三族能够在英美制度之外,另行经历一套种族协商的制度,同时又可在世界三大种族共同相处而不发生“文明冲突”,这是政治学的一大发现。敦曾指出:中国奉行的“参政党”,与马来西亚的政党联盟,名称不同,理念却一致,把反对党的理念转化为参政党的理念,可说是同出一辙的理念。中国有56个民族,以自己的政治现实去创造自己可行的政制,和马来西亚的处境一样,可见中马外交关系之所以在很多国际问题看法一致而成为友好国家,实是双方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所促成。敦曾相信只要中马印三国学者好好研究自己的政治,整理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要走出西方的阴影,当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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