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纵目天下 · 郑赤琰教授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实践二十年评析3)

 ·2017年6月10日

 (二)通过《基本法》实践国家统一碰到的问题))

根据过去二十年观察所得,97主权回归后,有以下四个问题出现挑战国家主权的情况:第一是司法挑战国家主权;第二是立法挑战国家主权;第三是行政首长要由中央任命被挑战;第四是国民教育被挡是拒绝中国国民的身份认同。


第四个是行政权本土化、企图分裂国家主权的问题

在建立「一国两制」的体制构思中,既然宪制规定原有港英留下来的制度全盘不动,由「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吃掉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一国”又如何去管治“两制”确保国家主权完整呢?


虽然《基本法》第一章的总则与第二章的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是在管治人事上却又不能让特区的管治完全与中央切割、毫无关系。若然香港社会变成实体的自主政府了,变相的「准主权实体」了!为了要维持港制尽可能完整不变,《基本法》第43条想到在香港建立一个代表中央体现国家主权来管治香港的特区行政首长。


第43条写明特首代表中央也同时用同一人代表港人来管治香港。这个行政首长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央的代表,也是港人的代表。为了尽量做到这个职位的双重角色,既能满足国家的要求也能满足港人的要求,《基本法》的第45条也设计出一个提名委员会,同时也是选举委员会,在未曾实现普选产生特首前,这个委员会具有双重角色。


委员会由全港最具广泛民意代表的功能团体自行推选代表他们的委员。因为委员来自全港最大的功能团体,在实行全港合格选民直接投票产生特首前,选委会/提委会的选举办法选出的特首可说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行政首长了。


  “港独派”否决特首选举方案))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行政首长的双重代表性,“港独”派可借港人拥有选举权的机会,选出一个倾向“本土自主”或“港独”的特区首长,比起在立法会夺权,在特首身上夺权可要简单得多。本来“本土自主”与“港独”大可在选委/提委选举中取得委员多数会更容易让自己的候选人当选特首。可是由于功能团体佔选委/提委的比例超过半数,再加上来自议会与全国人大政协代表,更是拥有不下三分之二的比重,而“本土自主”与“港独”的选举政纲太着重政治议题,政治含金量不高的工商金融界别的团体,始终成为支持建制多过支持自主与港独的力量。

“港独”派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之余,便转而寻求直选,也趁着特区政府制订特首政改方案的机会,力推“公民提名”与政党提名的政改方案,並称自己的政改方案才是“真普选”。为了制造反提名委员会为唯一的提名机构的公众舆论,他们发动了群众运动,包括“公民抗命”的“佔中”行动,发动78万人签名支持“真普选”、捆绑泛民27名议员一致投票反对政府在立法会提出的政改方案。由于提案要有2/3的多数才能通过,因此政府提案被挡。


“真普选”提出的方案也不符第45条的条件,不被政府采纳。双方僵持不下,结果特首选举政改宣告无限期展延,政改无法推前,“本土自主”与“独港”一派也会持续想法通过特首这一执政环节去夺权。


在他们的估计中,只要实行普选,他们赢取特首选举的机会很高,他们的估计是来自议会直选恒常取得六成选票。特首选举选民会不会支持一个不被中央信任或带有严重“本土自主”或“港独”的候选人,理论上是个未知数。中央在现阶段坚持用第45条办法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然后再让多过一名候选人中普选决定胜负。中央奉行第45条的做法被“本土自决”与“港独”称为“守前门”,意指先过滤确保被信任的候选人不能出柵参选。


  “基本法”为国家权力划定界限))

就政治现实来论,只要由全港合格选民普选,民意如流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的就是一定的政治立场不保证永久一定管用,即使是国家认同,也都不保证国家不分裂。管治不当,民怨过大往往陷国家于四分五裂,主权统一也就难保。因此不能主观希望“本土自主”与“港独”会主动放弃他们的政治目的,只能用客观去希望中港两地继续繁荣稳定,“一个中国”主权完整便能立于不败的期望。


总结这一节,本文所作出观察可有如下结论:

尽管反对派挑起司法、行政与立法三个领域的问题,企图为“本土自主”与“港独”寻求突破的空间,但碍于《基本法》为国家行为的权力划定严明的界限,没有模糊的空间,令到分裂主义者无法钻空子。


在客观条件下,港英殖民地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国家主权有破坏性的影响,但也有建设性的影响。前者出现在“本土自主”与“港独”身上,后者则体现在特区政府与整体社会仍然能够继续发挥安定繁荣的建设性作用。在两制的互动中,经济的互补性有明显的建树,在金融、物流、外贸、土地开发等领域大为显著。尤其是九七主权回归后香港仍能继续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形象,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国际的信心,这也是“一国两制”的功劳。

(待续)

 

  备注:本文是作者于2017年4月27日与28日在香港举办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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