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纵目天下 · 郑赤琰教授

李光耀的政治秘笈与政治脸谱


·2016年4月2


记得我进入南洋大学的第一年(1960年),我所就读的政治学系的政治学会请来李光耀演讲,他刚好当上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总理,学生要他讲从政的心得。他在演讲中讲了一件事,叫我历经五十六年仍牢记于心,他说:当我在政治上碰到棘手的困扰而在床上辗转难眠时,我便会在枕头下拿出一本书来看,很快便感到心安理得而入睡了。说罢,他要念政治学的学生一定要熟读马基雅维理(Machiavelli)的《君王论》(The Prince)。接着他还说到这本书叫“君王”要有狮子般的威猛,同时也要有狐狸般的狡猾。后来到外国去深造政治学,才知道这本书早就被西方参政者崇奉为圭臬,研究这本书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后来观察李光耀这一生的从政,确也是“狮子与狐狸”的写照。


马来人反对“马来亚联盟”计划


这之前的1948年马共武装斗争,这年也把“马来亚联盟计划”(Malayan Union Scheme)改变,除了新加坡还是被排除在外之外,各民族平等的条款被改为“马来人优先”的条款,马共与左派政党都反对,因为左派要新加坡被包括在联邦之内。马来人右派为争取民族自决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人统一机构”(简称UMNO,巫统)坚持不接纳新加坡,怕一旦马来亚联合邦接受了新加坡后华人人口会在联合邦超越巫人,独立建国后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国会,对巫人不利。


反之,以华人为主的政党则怕新加坡自行独立会被孤立。一时之间,英国还未撤走,种族政见歧异已连串发生冲突,加上马共在森林打游击,其部队九成为华人,英国又全力增军打击马共,同时也鼓励华人组织了以商界为主流的政党“马华公会”。


如此种族之间,种族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李光耀纠同吴庆瑞、杜进才、林清祥、拉惹勒南等成立了“人民行动党”,雄心万丈,立志要在反殖、反共、反种族主义、反冷战的政治夹缝里冒出头来,争取一个既不反殖而又能得到英国祝福(Blessing)下独立建国;既不向种族主义者低头而又能得到各族认同的多元种族社会;既向马共说不,可又不反共,而以“非共”(Non-Communist)国际外交路线示人;在周边炮火连天,东西阵营展开冷战,非友即敌的东南亚处境下,决意推行不靠拢的独立外交路线。


服膺《君主论》的“狮子胆、狐狸心”


这样的宏图大略,以新加坡之小,问题的复杂,偏又是地处地缘政治的国际航线的要冲,要不是吃了“狮子胆,狐狸心”,真难以想象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有什么能耐可以那么有作为。的确,在他面对到反共和反殖两难问题时;种族特权与种族平等两难问题时;和马来亚合并或不合并的两难问题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对问题时,他真的是身怀狮子与狐狸的绝技,成功突破了重重困境。


就以应对反殖与反共的两难问题来说,选择任何一边,都会吃力不讨好,何况马共武装反殖把英国和马来保守派打成了自己的对立面,难有预期的结果,环视周围反殖的武装斗争都困于苦战,五十年代初所见到的最惨烈反殖战争在越南。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没有腹地,经受不起战争。因此,李排除了将英国打成敌对面的做法,但不反英之余必须要同时不反共,折衷的战略是“非共非殖”(Non-Communist, Non-Colonialist)。为了落实这战略,他甘冒党内左翼退党的风险,果真说服不了林清祥、方水双为首的一派而出现大批党内基层干部退党的问题出现。


借联邦势力逮捕左派领袖


可是狐狸的足智多谋让他想到了借用了两道实力去化险为夷,这便是在左翼退党潮另行组织了“社会主义阵线”后,他告诉英国与马来亚政府(马来亚已在1957年独立)必须接受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成为一州,只有这样才能使到一个左派执政的新加坡不会变成东南亚的“古巴”,狮子的雄心甚至叫李硬起心肠不惜以加入联邦让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法令拘捕林、方等前行动党要员。


除了借联邦势力外,另一道办法是在新加坡立法强制选举投票,李一面在电台作出系列讲话,揭露“社阵”受马共渗透的情况,也告诉市民人民行动党左翼退党的内幕。目的是要说服选民不能坐视马共与其统战政党把新加坡变成“东南亚的古巴”,否则新加坡会被回教的保守势力包围而危机四伏。这一狐计果然管用,在1962年公投表决加入联合邦与1963年新国会大选,李领导人民行动党成功击败社阵。


此后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的历次选举,李皆以“非共”去争取选票,而社阵之所以节节败退下来,正是他们把英殖势力打到和他们为敌的对立面,李曾在党内和左翼展开热辩,他坚持说新加坡的独立风险来自殖民地主义与种族主义,与其盲目左右开弓,不如利用这两个主义的矛盾互相抵销他们反我的力量。要殖民地势力不和人行党为敌,党必须要撇清与马共的关系,不能有反殖的嫌疑。只要英殖放心放权让人行党执政,当权的人行党便可利用英国为新加坡护航排除来自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种族主义的危险。


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果然如李所料,加入联邦后,马来当权保守派基于他们和马共有武装对立的关系,在新加坡大举拘捕有共党嫌疑的社阵党要。也因为借加入联邦的机会,李带领人行党打入马来西亚,并打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竞选口号去挑战种族特权的马执政联盟的政纲。李早料到英伦主张民主平等,不会支持带有种族倾斜的政策,会站在人行党一边,即使新马因此决裂而要脱离联邦,也会维护新加坡脱离联邦,到时一石二鸟,一举摆脱了殖民地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困境。


在整个非共、非殖、非种族三大政治工程打拼的过程中,李的“狮胆狐心”的政治作为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光耀下决心“去汉化”

 

除此之外,李在华人问题上也展现了难以想象的“狮胆狐心”的功力。李也早看到新加坡要建国,以其七成六华人人口的比率,很容易被看成是“第三个中国”,刚好在1965年澳洲有位大学教授C. P. Fitzgerald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第三个中国》,指的就是新加坡。李借机高调评说此书,并要作者来新马两地澄清他著作的论点,要他特地去见马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书中指的只是华人文化的国家,不是政治附从中国的“第三个中国”。


即使如此,李认为连文化认同中国也会有麻烦,于是他下定决心“去汉化”,定马来语为国语,英文为官方语文再加上工作语文的地位,华文与印度文只是四大官方语文之一。为了大力推行英语教育,他不怕开罪华人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华校,包括改革南洋大学,包括加强英文教学与理工科教育,原有的人文教育大大被削弱,从中认同汉化人文的教育也就被大大削弱。其他华文中小学也都大力被“去汉化”,独立前,华校华文水平很高,经“去汉化”后,今天的华校已今非昔比。


华文教育者被贬为 “大汉沙文主义”


“去汉化”的过程曾引发华人社会、华校师生等大力反弹,严重冲击社会安定。但李的狮子胆狐狸心软硬兼施,首先起用华人中的英文教育者当权,一面把大批华文教育出身的领袖以“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分子与马共的外围组织两大政治嫌犯,加以拘捕,不少在狱中度过好几年。不参政的华文教育出身者,日子也不好过,政府公务员没份打,洋行也进不去,社会全面英文化,汉化者也就出路越来越狭窄。华人在英化与汉化矛盾分化下,七成六被对开,其他印度人与马来人又被英文工作语言整合,华文教育者不被贬为少数的“大汉沙文主义者”也几难矣!


而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当李光耀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便不断有媒体把李评为“独裁者”,也有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指他在新加坡实行一套“家长制”统治,自己是“家长”,对新加坡的“子民”颐指气使,俨然是行使家长的权威。在学术上,也有人说他行的一套政治模式是“威权政治”,对付反对派使用他执政的权威进行打压,反对党在他的权威慑迫下无法抬头,因此用反对党弱势的事实,把李所属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说成是“一党专政”。


如果是因为有人因政治原因而被系狱,而把李说成是个“独裁者”,不妨看看李的自辩。


释放林清祥等6人才执政


首先,就反对党“社阵”议员与工会领袖被拘捕的问题,李指出这些政治拘留人士是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抓起来的,林清祥等早在英殖政府时已被捉,罪名是马共的地下组织“细胞”。1959年李与其人民行动党当选自治政府的议会多数,依法应上台执政,但李却坚持要英殖政府先放掉林等6名政治犯(其余的没有放),否则他不答应执政。李这么做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如英殖政府不先放人,待李上台后,他便要面临放不放人的问题,放的话,他自己便有包庇马共人员的问题,二是不放的话,便会造成他的政府为英殖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何况马共争取独立建国与人民行动党一样也是反殖求独,就政治目的来说,没罪,马共人员被抓马来亚共产党被封禁,是因为使用武装革命。看清了这点,李要求先放人然后执政,等到人出狱后再回到人民行动党参与执政,再说服林等公开与马共划清关系,不再相信武装革命的可行性,林等的政治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借马、英再抓林清祥入狱


林等出狱后,第二次再被抓入狱是在1963年2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前,罪名同样是马共嫌疑,也是内安法令下抓人。因为马联邦政府仍与马共有战事,国家安全行使权在联邦不在新加坡,因此李大可撇清抓林等的事,与他和新加坡政府无关。李甚至进一步向全新加坡人民交待说:在英殖时立下的“内部安全法令”及其政治部执行工作,只要有人有参与马共地下组织的工作被识破后,要不要抓人不由新加坡政府单独决定,而是由英、新、马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开会,考虑政治部的建议。


总之,李的解说在撇清政治部抓林等人,不是他的高压手段,而是政治部与“内部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脱离马自己独立建国后,李想尽办法为政治部的行动作出善后。其中一个办法是由他亲自主理与狱中的政治犯沟通,要犯如林清祥、S.T.巴尼、方水双等还设有电话直线,有人愿自新,可直接和李通话,条件是须在电台公开向大家交待会放弃革命事业。因着这安排而出狱的包括很多李的前党友,如巴尼出狱后在“国家青年领袖训练学院”任主任,孙罗文与蓝织理出狱后也与他共事,林清祥弟弟林清如还赴英修读法律学成回新工作。


独立后用司法控告反对党领袖


其次,在1965年独立建国后,到了八十年代东西冷战接着越战结束而告松懈,新加坡内政也不再有抓“共产党细胞”的政治犯,代之而经常发生的是其他反对党的党要入狱的问题,像工人党党主席惹耶勒南被控上法庭罪成入狱,以及其他律师如邓亮洪、萧添寿等缠上官司而避居海外的问题。


李的自辩是这些涉案人不是政治犯,而是触犯法律被控上法庭。像惹耶勒南身为党主席,依法必须为党的收支依法依时向有关部门作会计呈报,党主席在会计上账目不清便有贪污之罪,如此入狱,与政治无关。至于邓亮洪等律师惹上官司,是因破坏他人名誉而被起诉,邓公开在竞选大会上指李及其他四位部长与房屋发展商勾结,因此五人购房得到不当的折扣,指此有不法利益输送之嫌。消息见报后,邓接到律师信传讯他出庭答辩,他不选择出庭揭发“利益输送”的贪污嫌疑,反而选择逃避海外,直接违抗法院传召命令,又不选择对质公堂。至于对手说他控制法庭,将法院公器变为他自己的政治工具,李挑战说:正是因为要反对独裁,他们更应该选择在法院对簿,既然敢以公义自恃,反而不敢在法庭指证,这种政治人物叫人如何信服?


用政治手段稳定社会


李参政早年便已公开讨论“秩序与法律”的问题,他说早在英国剑桥念法律时,他已在课堂上公开向教授指出:英国法律惯说:法律与秩序,把法律排在秩序之前(Law & Order),教人误以为有了法律便会产生秩序,可是在一个动乱的社会,公共秩序荡然无存,法律根本就没有运作的空间。这也说明亚洲社会为什么长期无法建立法治社会,因为社会条件阻碍法律发展。他以英国为例,指出英国历史也证明秩序是先由政治手段加以稳定下来后,才用法律去维持。正是他有这认识,所以他在领导新加坡建国过程中,对于公共秩序抓得很紧,但为了给公共秩序有发展的机会,当他行使公权力维护公共秩序时,特别在意“恩威并用”,有了秩序基础后,再以法律展示社会游戏规则大公无私,很公平,很正义,从而减少采用政治手段去摆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与冲突。由此可见,李如此看待社会秩序与法律关系,他自己也很在意自己不要掉入“独裁”的政治漩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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