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学者论述 · 黄玉武博士

解读一带一路(系列一)

·2017年7月22日

作者简介
黄玉武博士 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系毕业、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与雪菲尔大学深造,获硕士与博士学位。长期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服务,现已退休。

 

“一带一路”( One Belt One Road "OBOR" 又称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缩写。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2013年9月和10月外访时首次提出的全球发展的新思维,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发展经济,建立和谐社会,加强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并由此加强全球的公平性和促进世界和平。


“一带一路”也被广泛视为中国为克服当前全球化短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策略。中国官方有关“一带一路”的文件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blog.sina.com.cn/dayonggege)”。现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共65个,拥有44亿人口,22万亿美元的国内总生产(GDP)。


构建繁荣与和平的人类命运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今年5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二十几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加上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最高领导。出席会议者超过1500人,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济济一堂。会议于5月15日发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峰会《联合公报》》(简称公报)。《公报》明确了“一带一路”的合作目标与原则,重申了习近平先生在今年正月于日内瓦所提倡的构建繁荣与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整体的理念。


由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是一项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实施与成效对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关“一带一路”的议题甚多,涉及合作主旨、运作原则、地缘政治、分享红利等等各个方面。一些议论也对“一带一路”的设想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解读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议题。


(一)应运而生的“一带一路”

两千多年前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分享各自生产的物品与发展的艺术,科学知识甚至宗教文化。六百多年前郑和航海事迹达到非洲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快七十年了。为什么“一带一路”的设想在2013年才提到国际经济合作的议程上?了解“一带一路”的背景能有助于说明它的性质、生命力与前景。


首先必须认识到,最近几十年来这个世界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并没有解决国与国之间和许多国家内部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技术进步使到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鸿沟扩大。金融危机和泡沫经济令人担忧。气候变暖与环境污染恶化,冷战结束后军备竞赛严重,还有恐怖事件都造成社会不安。


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1980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穷、失业和落后的困境,发达国家也需要面对经济成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处境,希望通过自由贸易与创新促进经济持续成长。


中国和南亚地区互利共赢

对中国本身来说,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高增长的成果,可就也产生不少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困难。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煤炭和再生能源)导致正在实施的供给侧改革。以中国和南亚地区钢铁生产为例。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产能不足就显示存在的合作机会,何况这两个南亚国家铁矿资源丰富、煤炭产量大。从技术与贸易角度来看,中国就有各种不同钢铁生产的技术组合,“中国制造“变成”印度或巴基斯坦制造”就可以绕开贸易辟垒课题,而中国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改善钢铁生产结构(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6月16日《以“一带一路”促进我国在南亚地区钢铁产能合作》)。其实这也就是常说的互利共赢或者1+1>2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劳工短缺造成工资增长,使到一些改革初期发展的劳工集约(Labour Intensive)工厂企业无法生存,亟须外移到工资较低的内地或境外国家。沿线一些国家在基建开发中建立的经济区劳工供应比较丰富,工资相对便宜于中国,因此也能吸引国内外投资於劳动集约企业。


中国多年发展基建累积丰富的经验

中国对基建定义较广,包括交通运输(如公路、机场、桥梁、铁路、海港等)、能源(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再生能源)、建屋、经济工业区、社会基础设施等。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经验相信基建对经济发展的关键角色,而且在扶贫政策中确定“要致富,先开路”的信念。基建可以促进工业区的开发,提高消费与就业水平和发展出口与自由贸易。这也是一些学者肯定以基建为基础的发展理论。比方Edward Gramlich 估计,新建筑基建项目的回报率为15%。而高收费公路维修的回报率是35%。一般来说,对地方经济影响更大(Infrastructure-based development, Wikipedia)。


必须指出,中国从多年发展基建的进程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和科研成果,发展了基建管理的体制,为在国外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发展基建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中国也学习了各种融资手段,包括动员国营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改革开放不只提高了国内的储蓄率和国家外汇储备,也使国内银行和企业学会了各种实际操作方法去吸引外资参与。


“一带一路”融资建设强势

中国银行国际(Bank Of China (BOC)International)在今年四月准备的“一带一路”融资建设就是一个实例(BOC International: China Enterprises Tapping B&R Opportunities,简称《中银国际一带一路文件》28April2017)。


中国在倡导“一带一路”是有强势的。从上述的基建发展与融资外,中国本身的基建规模相当庞大。2015年基建投资超过$两万亿(美元,下同),是美国同年同样投资的2.7倍,超越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俄国等十国的总和。


中国本身对外直接投资也由2005年的$82亿增加到2016年的$700亿。高铁里数由2008年的1207公里扩充到2013年的11028公里和2016年的20900公里。高速公路也由2014年的111900公里(美国75,200公里)增加到2016年的131,000公里。据世界银行统计,六十四个沿线国家(不包括中国)GDP的总和($11万63600亿)只比中国总GDP高出35.4%。沿线国家2016年的基建总投资只有中国当年的60%(《中银国际报告》)。


这些数字说明了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底气”。除了规模之外,中国可以融资,而且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中国也有基建品牌,而且这些品牌有机会通过不断地实施新项目进程中获得创新与改良、增进效率。然而中国在倡导“一带一路”的优势中更因为本身经政体制如虎添翼。因为大型企业单位和金融机构同属国营,商议投资过程相对节省时间,而且国营企业与金融单位也会服从“大局”。如果项目执行中发生困难而对付款条件进行调整、修改也较灵活。在“义”与“利”做选择时,让“利”的机会相对会高些(萧亚庆,《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澎湃新闻 2017.06.16,马玲《一带一路的背后风云》,《明报月刊》,06/2017)。


当中国明白整个国际环境和周边国家对发展基建的需求,再结合中国本身发展需要和在基建拥有的品牌与能量时,“一带一路”正是最佳选择。换句话说,中国在峰会所做的承诺不是一张白纸上的新文章。从在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迄今的三年多里,峰会文件就列出了76个大项目和270个具体成果。今年五月峰会并不是“一带一路”的起点,而是中国政府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后决定换档加速的转折点。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

因此当习近平先生主政一年后,在2013年九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内陆支点大国,与中国关系极佳。当中国决定担当“一带一路”枢纽时,中国对发展基建方面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供应方面也已充满信心。品牌良好但不完美,经验丰富但有待改善,合作网络发达可靠但有需扩张。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也就因势利导,一直到北京峰会的召开,准备放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跃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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