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学者论述

金耀基:科学时代下的大学之道

·2018年7月14日

近年香港高等教育界是非多,纷争不绝。社会关心的人都不禁提出一个疑问:究竟大学教育出现什么问题?


金耀基教授早前出版《再思大学之道》,是《大学之理念》的姊妹篇。《大学之理念》首先于1983年在台北出版,创14次印刷之纪录,后来有香港的牛津大学版和北京的三联版,且多次修订再版,在台湾学界、政界引起广泛讨论。


在《再思大学之道》中,金耀基不讳言指出现今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无不偏重「知性之知」,而讲「德性之知」的道德教育都失位了,现今的「大学之道」都只重求「真」的科学上的创新知识,而忘了古之「大学之道」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价值教育或道德教育。中国问题专家、本社专栏作家之一的丁望先生曾形容金氏在香港的大学校长中,是唯一精研教育理念而又有专著的学者。


在访问中,金耀基详细阐述其观点,认为中国教育制度走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同时,出现了缺失。「中国过去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而,今天大学之道是崇拜科学,就连人文(humanities)也叫人文科学,我是非常故意地(deliberate)要用人文学科。」


社会学家出身的他如此强调:「虽然有人怀念中国的经学时代,但我认为要把古今之道结合。」他认为中国文化真正要建立起来,「真、善、美」是不可缺的,科学可以求「真」,「善」和「美」只有靠人文学科。今天的大学生是明天世界的负责人,大学若只谈科学不谈人文,未来只是「真」的时代,没有「善」、「美」,唯三者不能分割,故要靠大学共同推动,才可建立真正文明。


人文学科已失色没落?

近年香港高等教育界是非多,纷争不绝。社会关心的人都不禁提出一个疑问:究竟大学教育出现什么问题?其实,上一篇谈到的管治问题,在大学怎会不出现?金耀基认为大学不能跟社会分开,而是在社会之内。社会内政治意见多元纷陈,同时又不断影响大学。在此氛围下,他认为大学要保持纯粹、不理政治性的问题,根本不可能。「但我要强调,大学生基本上已是成人,他是法律对象,既受保护,亦受限制。」


这位中大前校长直言英国在香港留下优良传统:大学方面只要是完全遵守法律,保持多元、自由,而校长只要不违背香港法律,就什么都可以做;至于学生问题是非常个人层次的,但不可以把大学生当作小孩子,什么都保护。大学要谈大学之道,不少人会忆起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在军阀时代表现了不起,但想不到军阀时代比国民党、共产党年代还要宽鬆,今天台湾出了问题,校长出问题(编按:指台湾教育部否决台大遴选的校长管中闵),也是管治问题。」金耀基道。他指出,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完全不出现管治问题。谈大学管治,千万不要视作单一问题。「香港完全享受到蔡元培所讲的东西,我在中大三、四十年,政府没有什么干预。我们不需要什么道德勇气去保卫自由,因为香港根本就有。」

金氏社会学家的身份,如果放诸今天的校长群中,实属异数。观乎香港三所大学新上任的校长,都是科学家:港大张翔研究物理,中大段祟智专研生命科学,科大史维是航空工程专家。经常到内地讲学的他说出观察,「大陆100家好的大学,校长95%以上是科学家,香港、台湾也是一样。」原因在现代学问中,最厉害的是科学,是牛顿以后人类最重视的学问。


「这是正面的,没有科学,哪有现代化?中国哪可以进入现在的现代文明?大学人多,有科学背景的,比较好管。」反观美国,耶鲁大学校长为著名心理学家苏必德(Peter Salovey),在年前开学礼上表明「我们已经到了最需要人文学科的时刻」,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则为历史学家。


从现象所见,人文佔的比例愈来愈少,是否代表人文没落呢?金耀基从大历史角度分析,「一百年前,大家都是读『子曰』。中国人在过去100年,已经由经学走向大学。」


蔡元培当年留学德国,发现德国人甚至敢于把神学赶出去大学,遂正式进入科学时代。当时的大学堂把经学赶出大学后,中国学术宇宙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顿了一顿,「我搞人文的,不可能反对科学。不错,整体分布来说,人文佔相对比例很少,但全国多少大学?有多少人文学科的学生、研究员、讲师、教授呢?相信加起来比清朝及之前任何一个年代,数量上都多得很。」从数字上看的确如此,今天是人文学者最多的时代,清朝最多是师爷,读书人最多4万,现在却是数以百万计,当中100万以上是人文的,实在难称没落。


大学排名 是否可信?

另一个有趣现象是,香港的大学排名(ranking)很高,但太重视排名,师生互动少了,大学学风有点倒退,跟西方一流大学比较仍是欠缺,走下去是否健康现象?


金耀基认为现象值得理解及同情。「排名问题,在于找指标(indicator)。如全球化的指标就计算多少学生是外国人。我的母校台大在中大之后,据我了解,其实台大学术能力不差。但用的指标不一样,结果排名低于不少香港的大学。」


他表示自己做过大学校长,不能不注意排名,曾开玩笑说:「中大排名高的就可信,中大排名不高的就不可信。」他顽皮一笑重申:「当然这是开玩笑。」旋即又认真起来,「指标不是没有用,但的确有偏颇。」但不能否认,排名可增加我们对大学在世界整体理解的能力。


港大、中大在70年代有资格在国际上排名吗?不可能。他忆述,当年钱穆先生接受耶鲁大学荣誉博士与中研院院士时表示,新亚书院要花500年时间去追。但随着亚洲崛起(the rise of Asia),必然会造就亚洲大学的崛起(the rise of University in Asia)。


金耀基戏言,自己做的研究类似手工业,从找资料到写,一手一脚都自己来、一个人做。不是说方法对,就是对个人讲,深有同感。「在台湾,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完全只看论文(research essay),也看其著作是什么出版社,是很关键。」现在手工业不行,应该申请钱,做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东西,教授在过程中挂名也好,参与也好,却是在势所趋。


为什么会有一种大学不如以前的感觉,他认为人们往往对过去有所怀念,过去当然有好的。「我们往往只为现在找反面,夸大过去。以为人津津乐道的蔡元培时代为例,不好地方太多,所以蔡元培要保护学生、爱护学生,但不同意学生的事情,他从不接受,绝不会跟随学生走,他完全是按照老师、校长身份,做应做之事。」


学生较多不容易产生互动

谈起大学,金耀基认为中大有个优势:书院制。「不是想有就有,是历史造成。基本上可消解现在大学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优秀的大学(很少例外),动辄都2万名以上的学生,庞然大物。在管理上必然是科层制度(bureaucracy,或译作官僚主义),因为理性。中大的书院,令人生活在一起时,互动性比整个大学好一点。有学系、学院(Faculty)及书院(College)也产生相同的效果,系收的学生较多,也不容易产生互动。」


很多社会学家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都会批评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照,彼此之间相当冷漠。有次看到一本书,1963年一位叫Harvey Cox的神学家认为,现在的人根本不能跟乡村时代比较。太过紧密的社会形态,从好的角度是人人监视,难以作恶,但负面来说人没有选择权。现代人儘管没有时间像住在乡村般跟所有人打招呼,但在人际网络上可以相对主动,办麻雀会也好、组织读书会也好,拥有真正的自由。「不是过去一定很好,现在很差,不是那么简单。」


金耀基形容,自己在中大度过34个年头,其中25年都是有公职的,包括新亚书院院长、副院长,除了大学校长那几年,其正职毕竟是社会学系教师,每次审查都要有东西拿出来,所以白天忙完公务后,经常会因专注学术研究而做到晚上两点。「回头一看,也没有浪费时间。」


事实上,金教授著述繁多,随便「维基」一查就有《从传统到现代》、《大学之理念》、《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社会与与中国研究》、《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学思与生涯》等,可见学术著作丰硕,他这份谦虚,实在教后辈惭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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