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学者论述 · 黄玉武博士

解读一带一路(系列

·2017年8月12

作者简介
黄玉武博士 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系毕业、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与雪菲尔大学深造,获硕士与博士学位。长期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服务,现已退休。

 

(四)“一带一路”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活动很广,资金要求极大,“峰会”也承诺了许多高尚的合作原则与目标。但是,身为倡导者的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策略时将面对不少严峻的挑战。


首先,中国并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沿线国家基建和其他项目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虽然国务院国资委尽力推动的47个大型中央企业参加了1676个项目,其中包括动员两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到2017年第一季度末,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1200个项目贷款额超过6200亿人民币。(《见张宁,澎湃新闻2017.06.15》)和六个商业银行与基金(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亚洲基建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中国亚细安投资合作基金)。资金供求缺口将会随着策略的全面实施而扩大。除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各种渠道集资之外,必须通过扩大合作去克服困难。这些合作伙伴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私人部门(企业、银行等)、多边国际机构和受益国本身的分摊。亚投行的入股和资金投入,外国银行与基金(如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三十亿美元的资金注入)都是“一带一路”“合唱团”所要欢迎的好事。


为此,“一带一路”项目必须有一定的回报率和可控制的风险,中国国营企业必须保持优势的竞争力(包括技术与成本),进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更要细心。通过协商与参与,受益国必须认识到他们是项目的拥有者(主人翁),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和承诺。项目双方必须一起努力解决实施困难。


一个明显的挑战是如何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子。


香港与新加坡扮演融资能力角色

从融资与推广品牌角度来看,香港与新加坡应该能在实施“一带一路”策略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做为区域金融中心,两个地方都有融资能力,包括协助与中国银行体系和亚洲基础银行合作筹资。两个地方都熟悉不少沿线国家的法律框架,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近水楼台的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更接近“五通”,而且香港比新加坡拥有更多的双语人才,对中国市场和经济政策也比较熟悉。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中拥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投资机会和市场战略方面。“地头蛇”的服务对中小企业更是重要,可以支持两国甚至其他东盟国家中小型企业双向投资。


然而总体而言,香港的确享有人和与地利。大港湾的发展在为香港建立一个可靠的后盾。新加坡的支点作用也不容低估。2016年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对中国的投资占“一带一路”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85%,而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也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总额的1/3。中新三个合作项目(苏州,天津和重庆)都在制造“一带一路”可以引用的品牌产品。何况新加坡本身拥有几项品牌,如机场与海港管理、公共房屋建造、城市交通基建、工业区设计等等都与发展“一带一路”基建相关。(见郑青亭《21世纪》www.news.sina.com.cn)


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发展沿线经济特区

“一带一路”成败的一个主要考验指标就是改善民生,尤其是当地人民的收入和就业。在中国列出的清单中也包括了粮食生产、教育、医疗卫生、环保与生态等项目。基建本身有助于改善交通、用水与电能供应。一些教育与公共卫生项目大致上属于赠款援助,直接改善民生。从这个角度出发,有两项具体措施必须受到重视。第一个就是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就业和发展沿线经济特区。第二个是不能把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沿线国家,这些企业包括本地与外资在内。


在“五通”中民心相通最为关键,因为它是互信的基础(见李自国www.ciis.org.cn)。有了互信,政策沟通和项目实施相对上会比较顺畅。因为有了文化交流,求同存异,互利双赢就水到渠成了。然而促进民心相通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在教育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的留学生约二十多万,而中国也送出35万学生去沿线国家留学。发展旅游业也有助于文化交流,但必须有设计良好的旅游节目和合格导游。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旅客来源国,最近几年增长又快,完全可以为接收国提供外汇收入与就业机会。旅游扶贫也是中国发展经验的亮点。如果与基建项目结合,改善民生的效果会更加显著。

国家宗教文化相互包容 有利反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佛教、东正教、回教、印度教(兴都教)和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宗教教义不同往往引发国内不同宗教信徒的冲突(如印度、印尼和一些中东国家),也会导致沿线国家相互产生矛盾,不利于区域性基建项目的开展和运行。国家能够相互包容与和谐共处就是成就,都有利于反恐事业。“一带一路”也能以此促进和平。


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在于媒体。日本媒体对中国峰会的报导就用了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危险性等词句,并且表示不确定中国项目是否保护人权与保护环境,是否会导致受援国内部的贪污(卓南生,《联合早报》,24/5/17)。《印度经济时报》则称项目为殖民统治3.0版。《纽约时报》则宣称,中国国内所造新桥梁,将会被债务埋藏。看起来要纠正西方与日本和澳洲等国家的媒体的基调并不容易。这也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挑战:如何引导媒体公正客观地反映事实,让读者观众能充分认识“一带一路”的作用与贡献。为此,中国与沿线国家有必要重视三个因素。首先必须承认,了解不同文化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实际上,由于媒体和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人民之间对对方文化的认识还是有限的,不能轻易假定双方能够相互了解包容。中国与日本、东盟各国之间、中国与东盟等等,都有文化鸿沟。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各个 国家必须多推广文化合作项目,如电影艺术、文学、研究等等,鼓励深入交流。最后,必须鼓励多边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报导项目活动,组织参观项目与研讨会等等。


“一带一路”是中国以基建为主的全球性发展策略

实施“一带一路”策略的长远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沿线国家对外来资本和人力的依赖,加强受援国本身治理和维修能力。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是优先考虑。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国家执行项目单位是项目的拥有者(主人翁)。他们必须能够逐渐掌握技术与管理项目的能力,保证实施项目的效率与效果。中石化在改造哈萨克炼油厂后职员的本土化水平高达98%,并且培训现有专家和当地大学生。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就有详细的培训本地员工计划。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发展才可以持续,达到集体自力更生的境界。就东盟八国(缅甸与文莱除外)而言,现有的1400亿美元各种项目最后就必须依靠本地人才去管理和维修。因为管理效率与技术人力对项目风险和报酬率的影响,能力建设一定要成为项目设计的主要优先课题。这或许是和那些多边国际组织合作的一个重点安排。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以基建为主的全球性发展策略。在这个框架里中国政府设立了基金,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且为此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和论坛联络办公室。中国政府的“发展改革委员会”也成立了“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正式开通“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发布海上丝路贸易指数。中国国营与私营企业参与项目招标和组织融资。尽管如此,“一带一路”不像亚投行,并不设秘书处去协调筹备资金,而是根据各国需要立项。六道走廊也由有关单位管理。“五通”就由双方政府策划进行。随着“一带一路”投资活动的扩大,中国政府必须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多边融资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中国除了担任整个“合唱团”的“总指挥”外,更必须积极鼓励沿线国家相互合作,交流经验。沿线国家有哪些特长和设施可以为开展“一带一路”服务?项目实施的经验如何总结推广和分享?中国是否可以在一些项目中饰演“配角”?现有的联合国系统和发展银行机构是否可以有效地为“一带一路”“搭桥”,担任评估审查,总结推广经验,建立基建知识库?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课题。如果在未来的十年内,在“一带一路”的主旨原则引导下有一些沿线国家不完全依靠中国资金和人力,自行开展合作发展基建项目,那就是“一带一路”成功的标志之一。


(五)前瞻一带一路——两点结语

以上各个章节介绍了一带一路产生的背景、指标、内容、运行机制等和影响一带一路策略实施的外部因素和挑战。一带一路无疑是二十一世纪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构思。然而我们也看到一带一路策略的成功实施的确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同盟(朋友圈),必须依靠许多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精诚合作、群策群力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共同目标。除了提供资金和人力之外,中国政府更要注意如何扮演促变的角色,鼓励沿线国家改革开放,纠正扭曲的政策,以基建为突破口之一,去推进工业发展和经济起飞。换句话说,沿线国家的持续发展才是一带一路所要追求的目标。中国本身需要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在项目设计和建设成本上保持高效率,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去促进投资与贸易。


世界在变化。美国的国家优先政策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英国的脱欧,恐怖主义的蔓延等等都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的不安。中国必须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加强软文化建设,促进自由贸易与区域合作,为这个世界的社会公正与和平添上筹码。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了最有效地掌握这个机会,中国一定要尽快加强本身的能力建设,生产出越多“价廉物美”的品牌产品供沿线国家选择应用。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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