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学者论述 · 郑赤琰教授

海内外客家社团的文化网络(六)

·2017年12月9日

编按:本文为作者2017年10月13日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客属第二十九届恳亲大会”客家文化论坛上发表的论文。本刊将连载刊登,以飨读者。
 

说到第二个条件:新界原居民的案例也展示出族人的社会组织在维系宗亲关系网络也是不可或缺的要件。自1898年新界被英租借后便不断出现有被灭村的危险。为了怕被逐个击破,所有的村民便自行推举了他们的村代表组成各区的乡事会,之后再由乡事会组成“乡议局”,该局在1928年得到港英政府的承认,成为新界原居民的代表组织。一切涉及原居民利益的事务概由该局与政府交涉,六百多条村与他们的土地、居屋、渔农业、墟集、土葬、庙宇、风俗习惯,大型太平清醮、风水林等有利于维持村与村民总体生活环境的事务之得以持续不变,是“新界乡议局”交涉与维护的结果。


客家人保住新界六百乡村

在1997年主权转移前,该局已取得了合法地位,推举他们的代表进入管理地区发展事务的区议会与香港立法局。立法局在新界各区议会有委任代表,在立法会也有一名代表,由所有村民代表选举产生。1997年后,特区立法会以功能组别选举的方式让村代表选举一名代表他们的立法议员。至于原有得到港英政府确认的基本权益也在《基本法》第四十条明文确认。


香港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港英管治,港九新界原本是中国广东省宝安县的一部分,主要居民是客家人,也被视为客家县,与邻近的惠阳县类似,都遍布了客家乡村。宝安县被租借出去的部分也被港英政府称为“新界”(New Territory)。这里的客家人坚持其传统文化,—应生活生计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乡村社区模式不变。最后保住了六百多条原居民乡村。


1898年租借前已在村的居民与其后裔全都获得“原居民”的身份。这身份让他们取得“传统权益”,包括男丁成年后取得丁权,依法获批一块不下七百平方尺的土地建筑他自己的三层楼住屋。因为村在人在,传统文化在,新界原居民开创了一个中国近代史无前例的历史。这个历史值得学术界重视的是,在这块租借地上展示了东西文明的接触,也展示了现代与传统的交锋。


中国城市人口保住乡村的家

中国门户被西方打开后,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知识界曾担心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沉重包袱,若不自行放弃,最后也会被挟着现代文明的西方文明所淘汰。到现在为止,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西方冲击,现在已经找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现代化城市也纷纷出现,已有超过五成的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但这些大城市的居民是新人口(第一代),城市人口大半仍保留他们家乡的根,因此城乡人口一人两个家,一个是城市的家、没有根的家、是工作的家;一个是家乡的家,有文化传统的家,有血缘关系网络的家。城市的家却是举目无亲,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厮守一起。由此可见,现阶段中国城市与现阶段传统乡村的关系如何消长,还在演化中。


以新界传统乡村与现代都会的互动关系来借鉴,那怕大都会香港无根的流动人口有多大的比例,还有不少外来的永久性居民,但传统原居民乡村同时也吸纳了非原居民,六百条村的人口少说也有三百万人,再加上以宗亲会社团注册的会馆涵盖了所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旅港”同胞,这样组成的香港大都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有世界性的现代化。这样的大都会得到世界的认同,也同时得到中国的认同,是中国立足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样板。


“娘惹”与“峇峇”是马来文化与汉化结合

案例二,马来西亚在明代郑和出使西洋的历史,曾以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为其航途的重镇。当时中国与马六甲周边商贸鼎盛,留下了不少明代遗民。明朝被清朝取代,马六甲的明代遗民从此与中国隔绝,也自行发展出后来被称为“娘惹”与“峇峇”的人口。他们是马来化与汉化的结缘体,血缘上保留汉人,文化上衣着平时马来化,过年过节或逢上传统礼俗必须行礼如仪时便保留明代的服装。这里还有一座长达七百年的华人庙宇“青云亭”,香火鼎盛,从未衰落。“三宝山”的华人墓园也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马六甲华人落地生根的例子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华人移民的案例。最少给我们现在研究客家族群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蓝图,可以预测到清朝后由英国启动的华人移民。第一代坚守客家传统文化文风不变。第二代有部分华人接受英文教育,渐渐失去华人传统,先是不谙华文,与洋人为伍,也和受英文教育的一群来往自成一个社区。在新加坡与槟城两个英殖民地行政中心当殖民地官员或当洋行商办,像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是其中典型的人物。新加坡建国他们先取得英国的信任而取得建国的政权,与受华文教育坚守华人传统文化的社区人物代表如林清祥、谢太宝等两个不同政治派别,势同水火。前者指后者的“大汉沙文主义”,若取得政权会将新加坡建成“第三个中国”,后者反殖反英帝指前者亲英,若他们取得政权,和周边追求民族独立自主的国家如印尼与马来西亚,格格不入,会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成功建国于1957年与1965年。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邦。但不到两年时间,两地为了争议“马来人特权”的问题,新加坡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极力主张种族要平等,不能有特权。但马来人的特权早在1948年为了独立建国制定宪法时,经过了不下十年的华巫印三大种族的制宪咨询,由英伦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包括来自英、澳、加、印度和巴基斯坦等英联邦成员国的宪法专家,来马收集华巫印三族的诉求,代表华人社会的华人社团不下千个。


当时华人菁英多集中在华人商会、宗亲会馆与华校董教总等。华人商会在马六甲“峇峇”陈祯禄领导下,整合了华人团体的诉求,在不反对“马来人特权”的先决条件下,要求华人语文列为官方语文,华文学校为官立学校,由独立日起已居住在马来亚的华人一律归化为公民,其他已享有的经济商业权不变。除了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的诉求不得入宪外,其他要求都入宪成为华人公民的权利。但华校与华人母语教育在独立前已实行的,独立后入宪保留不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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