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教育论坛 · 霍韬晦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三)

·2017年5月20日

编按:2016年1月28日,霍韬晦教授受邀於於香港大学作专题演讲,深入探讨建设「优质民主」的可行性。本次活动由香港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会主办,香港教育评议会、港大中国历史研究文学硕士同学会以及法住机构协办。


在英国历史上,受霍布斯的理论影响,议会与王室斗争。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三世(William Henry of Orange,1650—1702)应英国议会之请,率兵登陆英国,宣布接受议会所定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有时也称为「权利宣言」,1689年由英国国会颁布)。从此国王权利从属于议会,这也就是君主立宪制度。


英国兵不血刃解决王权专制的问题,历史上称为「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翌年,洛克及时发表《政府两论》(Two Treatise of Government,1690),正式反对君权神授说,提出主权在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民永远拥有裁判政府和更换政府的权力。民主政制到此确立。


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

若从历史背景上看,英国民主产生其实是新兴的工商业者、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与国王斗争,所以最先的着眼点是产权而不是人权。这也不是不合理,因为当时王权太大。海耶克(F.A.Hayek,1899—1992)说:「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针对的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但出发点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即未能去除其自私的动机。后来法国的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提出三权分立,正是认识到权力的丑恶,在无办法之中,只能互相制衡。但单凭制度便能根除人性中的丑恶了吗?显然不可能。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真要达到公平,还须要依赖执法者自身的人格道德修养。


人权只是设想并无充分根据

进而,若从哲学的高度去重新检视「人权」观念,就会发现它的提出其实只是一种设想,并无充分根据。单靠理性,从「自然」推出,理由太宽。因为只要在「自然」中存在便有权利,那么什么生命没有权利呢?什么物体没有权利呢?狗有狗权,猫有猫权,山有山权,水有水权……这样推演下去,「权利」无处不有。黑格尔(Hegel,1770-1831)说:「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则民主也可以说:「存在的就是有权利的。」人人皆有、物物皆有,权利本自具足,若如此,何须再争取?争取成为多余;而且,向谁争取呢?


其实,「人权」只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当生产力提升,生产者要求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为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服务,保护他们的生产所得。所牵涉的是利益的分配,所追求的是分配上的公平,最终导致对王室权力来源的反省,颠覆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从历史观点看,这真是一大突破。人类的思维从相信上帝、相信一切都有先验的安排到相信自己,认为解决问题的锁匙操在自己手里,真是太不相同了。


问题是:我们可以相信自己吗?我们是谁?洛克说:我们都是自然人。自然人虽然自由,却没有教养、没有思想(深刻的思想)、没有高尚的精神向往、更没有历史文化继往开来的气魄与承担;所有的,正如霍布斯所说,只是生存权的争夺和利益的争夺。这样的人性论不是太黑暗了吗?难怪从民主理论发展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切决策、一切行动都要看效益,以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和征服別人的野心。


数量决定质量民主必走向庸俗

由个人效益到社会效益,必须结集力量,如选举投票,数量第一。结果少数人的利益很有可能被牺牲,少数有识见的提案就会被否决。数量决定质量,民主至此,必然走向庸俗化,甚至低俗化。公平和合理都由数量决定,还有什么公平和合理?


由于民主政制在最初思考上的不足,冒过黑暗、自私的人性论来侈言自由、理性选择,结果掉进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潭。生产力再高、消费能力再强都没有用,反而走向堕落。


西方民主由于在思考上和设计上的不足,导致其走向劣质,原因可归结为:

一、道德无根,社会伦理只靠理性与联想支持,虽承认有良心(如穆勒 John Mill),但本质上还是功利,便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其次,民主社会把理性看成工具,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即形成无穷争拗。 这一点,无论在英美、欧洲发达国家,即使在亚洲新兴国家,也是五日京兆。台湾、香港就更不用说了。

二、人权观念滥用,自私行为合理化,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三、民主社会靠法律维持,但法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司马迁所谓「法施於已然之后」,刑罚只能产生阻吓作用,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第二》)。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犯法手段愈来愈多、愈来愈巧,法律不能不繁琐化、精密化,结果成为成为专业者的领域,非一般群众所能置喙。为了守护自己的利益,社会诉讼愈来愈多,人伦关系愈来愈破裂,最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破产,现在的民主社会就是如此。大家都说社会冷漠,只靠法律条文维持秩序,当然冷漠。

四、民主选举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素。思维平面化,没有更高的标準。在历史上,穆勒曾经提出过衡量快乐应有质的标準,但被攻击为精英主义,违反民主,至今不能实行。

五、本来,民主选举只是转换权力的机制,本身不是目的。选举不一定选出最佳人选,关键在选民的质素,有无高水準的思考和良知。但这一要求在现今的社会根本行不通,谁也不敢冒犯群众的权威。

六、政党为了赢取选战,往往不择手段:抹黑、造谣、丑化对手形象、夸大风险,还将此称为现代性,与15世纪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王论》(The Prince)接轨。手段与目的颠倒,必将造成社会质素的下降,正如美国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所批评:这是一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假正义之名,掩盖罪恶活动。但现在各国、各地选举,谁不是如此?为了夺取权力,什么手段都可以施行。这也是民主的倒退,使丑恶手段合理化。21世纪的政治与15世纪全无操守的奸狡政客毫无分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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