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东马视野 · 锺永有

3000年前东南亚婆罗洲岛与中国产生联系(上)

·2017年11月25日

从广义的婆罗洲文化乃至于相对狭义而言的婆罗洲中华文明文化,或许与早于中国大陆自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计起迄今3063年,就逐渐开启建立婆罗洲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南中国海(南海)商贸活动、宗教传播、人员往来互动的纽带关系。


当然,大众最为熟悉的是其后而来的中国大陆自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计起迄今649年,明朝特使郑和7次下西洋(下南洋),以及随后18世纪至20世纪300年间中国大陆南部省份沿海民众,一批接一批冒险远渡南中国海“下南洋”到东南亚包括到婆罗洲岛(Borneo)披荆斩棘在新天地谋生,融入当地社会定居,中国大陆与东南亚之间产生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还有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故事。


根据专家学者的史籍史料研究,前往婆罗洲岛砂拉越的华人群体几乎请一色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三个省:广东省、福建省以及广西省。


纵观当时这3个华南省出现社会动乱、人口增长压力,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较靠近东南亚,因此东南亚各个地区也就形成中国大陆人员外流,寻找安居乐业新天地的目的地。


专家研究指出,早于公元5世纪初,中国大陆于晋朝(公元265年至420年)时期的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僧人法显,在佛教圣地印度学习佛学取经后,在乘船航返中国大陆的途中,曾经在一个名叫“耶婆提”的地方停留过。虽然无法确定“耶婆提”的确实地点,不过,一些历史学家相信法显曾在“婆罗洲”停留一阵子。


宋朝与勃泥建立联系

而根据中国《宋史》(公元960年至1279年)所记载,公元977年至1802年,有个名叫“勃泥”的王国,曾向中国朝贡。而根据宋代赵汝适所撰《诸蕃志》“渤泥国”(Po-Li or Po-Ni,公元1225年)所记载,每当一艘外国船舶航经“渤泥”时,船长总是会把中国佳肴馈赠“苏丹”。若该记载是正确的话,这意味着在中国于宋朝时期,中国和“勃泥”之间就建立了联系。


根据史料所述,中国的《梁书》(公元502年至公元566年) 最早提到“婆利”、《隋书》(公元589年至公元618年)、《旧唐书》(公元618年至公元906年)也提到“婆利”此名。这三个中国朝代的正史都记述“婆利”于公元517年、522年、616年、630年、669年,曾经派遣特使向中国朝贡。


在出土的许多文物,有助于确定中国早年与东南亚区域之间的来往关系。例如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曾发现的中国大陆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陪葬陶器。这些出土陶器可能是由外国商贾或旅客们从中国大陆带到这些东南亚诸地。


此外,也有历史学家指婆罗洲达雅族人(Dayak)的装饰和图案,与中国大陆周朝末年时期的图案很相似。


中国人在公元前三世纪 与婆罗洲岛接触

因此,一些专家推测中国人早在公元前3世初,或者在更早时期,就开始“下南洋”与婆罗洲岛岛民往来接触。


来到了14世纪,历史记录显示较为明朗化。当时,明朝(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早期皇帝采取海洋开放政策,再度与南洋各国加强联系。公元1405年,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穆斯林)首次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郑和曾经前后7从次从中国大陆乘船南下,其中两度据说经过了“渤泥”。按中国历史载籍,公元十五世纪期间,马来群岛的统治者曾多次前往中国觐见明朝皇帝。《明史》记载渤泥国王麻拉惹加纳(Maharaja Karna)曾于公元1408年谒见中国皇帝。


从中国官方的编年史内容,发现在这期间中国和南洋(东南亚)之间似乎有不少非官方的贸易往来和各种交流接触。


且看婆罗洲岛上的第一个14世纪的露天遗址完成发掘工作。1966年7月12日,在砂拉越河三角洲山都望( Santubong) 的铁矿区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在望基山(Bongkisan)这个地方发现一堆木炭。而根据陶器年代测定法,可推断婆罗洲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应该是开始于唐朝(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后期,并相信婆罗洲岛上的望基山曾于13世纪因与中国人往来而一度繁荣兴盛。


《诸藩志》和十五世纪的《东西洋考》对12世纪和13世纪的海上贸易有相当详细的描述。罗干(J. R. Logan)于1848年的《印度群岛和东海》写道:“有证据显示,在九世纪时就有这种贸易在爪哇进行。如果当时已有这种贸易存在,他们(中国人)可能在极远古年代,甚至在婆罗洲马来王国成立之前,便访问过婆罗洲。”


历史学者田汝康也认为中国人与婆罗洲长期通商,以及偶而同婆罗洲进行政治接触的证据,说明婆罗洲在早年时期可能就有一些华人拓殖地存在。

汶莱苏丹娶华人为妻

关于华人群体与婆罗洲之间的接触还有其它说法。按《文莱历代国王系谱》记载,在15世纪时的文莱国第2位苏丹(公元1435年至公元1450年在位)迎娶“王三吕”(或黄森屏)的女儿或妹妹为妻,而据说王三吕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福建人。


还有,率领西班牙船队环行地球一周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于1521年航经文莱(汶莱)停留时,曾提及中国的丝绸,度量衡及刻有汉字的钱币。


按圣约翰在其《东印度群岛历史和现状》记载,在欧洲人与婆罗洲之间往来的16世纪初,已有华人在文莱定居,并指这些华人从事他们“特别擅长”的行业。


到了17世纪开起,海上贸易活动蓬勃扩展开来,于是,中国大陆华人群体与婆罗洲之间的接触出现了密切联系,而从这个世纪开始,掀起了中国大陆华人群体一批接一批大量移居南洋地区的新浪潮,而婆罗洲则是接受大量新华人移民群体的地区之一。


这对于南洋地区的马来群岛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发展,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乃至于与当地的统治者和原住民群体密切合作交融,同时,华人也与当地达雅群体进行异族通婚,逐渐形成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融合情况。


华人分批到婆罗洲各地

从中国大陆下南洋的华人群体分批次到婆罗洲诸地区,他们首先来抵达文莱、马辰(Banje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区,人数也越来越多,从事各种商贸、开矿、开垦、种植、养殖等活动。1608年开始,荷兰人婆罗洲设立第一商站,并雇用拥有社会影响力的华人陆续开拓诸如在三发(Sambas)、砂督(Satok)、坤甸、马辰(Banjermasin)、文莱(Brunei)各个王国的“酋长”(苏丹)订立商业贸易协议。这也显示华人群体比较起欧洲人更早融入婆罗洲这片土地,并落地生根,发挥影响力。


到了18世纪期间,华人群体在西婆罗洲进行大规模的货物例如胡椒、橡胶产品等出口贸易,同时华人为当地居民提供诸如丝绸、印尼棉布、白洋布、陶瓷器等价廉物美商品,可谓应有尽有。


砂拉越明显和中国早在公元1300年以前便有了直接接触。不过,由于某种不明原因,华人在砂拉越留下的直接接触痕迹,到了15世纪中叶便消失无踪。不过,华人群体却在文莱的联系延续了一百年之久,文莱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密切。因此,华人在婆罗洲沿岸的贸易活动,看来是于16世纪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竞争下才宣告中断的。纵观在往后的两百年中,中国和砂拉越之间便很少来往了。

文莱原本是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口口岸,文莱王国苏丹也因与中国之间的商业联系而富强起来,王国领土版图不断在婆罗洲岛上扩大,在苏丹博基亚王朝(Sultan Bolkiah,统治期从公元1485年至1528年)时期达到最巅峰,领土版图涵盖婆罗洲岛绝大部分土地、菲律宾中南部诸多大小岛屿。有史学家认为,文莱早期的苏丹国是依赖中国支持而得以成立并强盛起来,而早期的苏丹或许是一个中国大陆华人。


信奉伊斯兰教的文莱苏丹王国(Sultanate of Brunei 或 Negara Brunei)的第一位马来族(Malay)苏丹(王/国王)是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中国大陆称他为默哈莫沙(Mohamo Sha),他自公元1368年起成立并统治文莱苏丹王国,直至1402年逝世。


研究指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原名为阿旺阿腊伯达达(Awang Alak Betatar),他成为“阿旺阿腊伯达达”(Raja Awang Alak Betatar)直至1360年代初改变信仰成为伊斯兰教教徒,然后迎娶淡马锡(Temasik)国王的女儿(Iskandar Shah国王或 Sang Nila Utama国王其中之一人的女儿)。淡马锡是新加坡旧称,当时文莱把淡马锡称作“柔佛”(Johor)。


从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的原名“阿旺阿腊伯达达”(Awang Alak Betatar)这个名字来看,穆罕默德沙阿这位苏丹很可能原为一位佛教徒或兴都教徒。他于1371年派遣特使前往中国。按《明史》(书325)Ming Shih (Book 325)记载,1370年的文莱王是“Ma-ho-mo-sa”,并指其继承人也拥有佛教徒名字。


这也意味着,在文莱马来苏丹王国诞生之前,就已经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先民在婆罗洲岛的前文莱苏丹国王朝(Pre-Sultanate)这块土地及附近地区定居或活动了。


后来,由于文莱苏丹王国发生内讧,王朝家族人事出现了变动,与西班牙入侵者战斗伤元气,再加上随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刻意扶植其新加坡殖民地成为一个全新的商业转运站,文莱苏丹国的商港地位和苏丹王朝开始(19世纪明显开始),纵使文莱苏丹当时不欢迎新加坡崛起,可是却无能为力扭转文莱王国没落的窘境,其庞大国土也遭英国人瓜分,纳为今日的东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和沙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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