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马来西亚60周年国庆特辑 · 国庆特辑专访——历史学者李业霖

李业霖:互相容忍才是民族共融的最好方法

·2017年8月26日

一生投入历史研究的李业霖指出,种族和谐向来就是我国建国与发展的基石,政府政策对国家发展与人民的福祉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的不足,其中最让华人感到不满的是偏向马来人的政策偏差,但是各种族需要以容忍与理性的方式,而不是以种族主义性质的唇枪舌战来寻求解决方案。


他也指出,所谓的“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面向未来,华人族群需要保持中华文化里重要的危机意识。


  大马独立英也承认华人功不可没

即使英国人对马来人实行保护政策,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有偏见,英国人认为他们对本邦土地的主权原本夺自马来苏丹,因此华印移民在身份上先天性处于不利,也影响了权利的争取。但即便这样,李业霖认为,一些驻马来西亚的殖民地官员兼学者如巴素、温士德和曾担任总参政司的瑞天咸都是懂得饮水思源的。他们都很大方的承认,纵然英国在马来亚拥有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完善的商业法律,但如果没有了华人勤劳的奋斗行动,必然不能建设好马来亚。李业霖向我们点明了一点,即使英国人如何偏袒马来人,也不得不承认华人在马来西亚独立一事上所付出的努力。华人功劳之大,不言而喻。


但是,要证明华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华人有必要实际的做一点工作,也就是收集有关华人在马来亚的史料,以驳斥那些不时质疑华人贡献的人士。他举例说,1847年的《邦咯条约》里包括当时华人通过帮会领袖参与邦咯会议的记载。华社应该找出有关史料驳斥那些有心人。


在这方面,李先生提到研究历史必须求“真”和求“用”。在“真”这方面,必须还原历史真相,提到在霹雳内战之后,英国人除了和苏丹及马来贵族签署《邦咯条约》之外,也另外和华人帮会领袖签署另一份协议,这点证明华人在霹雳内战的重要性,以及在那个时期帮会领袖是华人社会领导人的事实。


至于“用”方面,李业霖认为,华社应该花一笔钱到英国找回英国人与华人领袖签署的那份协议的资料,以证明华人在那个阶段所起的历史作用。


另一方面,李业霖认为,华人于经济上的贡献尤其重大。华人头脑聪颖,善于营商,加上英国良好的行政制度在开发马来亚的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如果没有华人来到南洋开发,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未必能够稳健发展,也难以达到目前的经济成就。


  华人政治的四个重要阶段

说到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上的贡献,李业霖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协助孙中山进行推翻满清王朝的共和革命;协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全民动员兴办南洋大学;以及和巫、印族合作争取马来亚独立。前两项是关注中国国内政治,显示华人当时还把中国作为祖国,是他们效忠的对象。后两者显示华人的效忠对象已经“在地化”,把马来亚当做他们的国家。

不少马来亚华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1911年进攻广州总督府的“黄花岗之役”中,有多位死难者是由马来亚返回中国的。“黄花岗之役”对辛亥革命的最后成功有所帮助。


在中国对抗日本的八年抗战(1937-1945)中,由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出钱出力,领导东南亚华人捐款和捐赠各种物资协助中国抗战,为中国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很大的贡献。


1955年创办南洋大学,捐赠者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华人同心为捍卫华文教育出钱出力;1957年8月31日,三大民族包括华人在内,向英国争取独立成功,马来亚正式脱离英国管辖,实现政治独立。


这四个阶段,是华人一路走来的深刻印记。李业霖续指,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辛亥革命,令华人思想开放,为未来的政治抗争工作奠基;抗日战争时,华人一致对外,为祖国打击外寇,显示团结的民族力量;建立南洋大学时,又充分体验了华人的思想意识很高,懂得守护民族教育的重要性,为华校中学毕业生提供高等教育,是一件全民运动的华人大事;脱离英国殖民地之名,与马来以及印度两大民族合作,力争独立的贡献更是不在话下,多元民族的包容与合作便由此开始体现。


  拒绝谩骂互相了解才是和平的根本

李业霖先生指出,马共(马来亚共产党)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马来人(主要是农民)的支持。马共的失败其实前车可鑑,告诉马来西亚华人在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裡,我们必须认识甚至去研究马来人的历史,瞭解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宗教(伊斯兰教)。


他建议华人学者,应该具备“一专多能”,在专于一门学问的同时,也需旁通其他学问。他认为,当前华人学者一般缺乏对马来人历史、阿拉伯(人)历史、伊斯兰教教义与历史、人类学等等的掌握,因此无法做到“知己知彼”,很多可以研究的工作无法完成。


李业霖认为,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为了对马来人有更好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与共存共荣。而互相容忍才是促进民族共融的最好方法。


李先生以做学问作比喻,指出如果基本功打好了,学者可以进一步深入其他方面的知识。以他自己为例,专的是历史论,但也深入研究各宗教、文章学、逻辑学等等。但华人学者的问题就在于不注重基本功,往往在非常基本的问题都犯了错。他举例说,有学者讲到中国历史,把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混为一谈,而且把不同年代的人物当作是同一代的人物。


他表示,做学问不能一蹴而就,但华人社会普遍上没有这方面的认识,以为学问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是华人迈向未来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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